文/戚若予　　

　　（作者戚若予，南京报业传媒集团资深教育新闻记者；本文系作者为江苏网络电视台及旗下“荔枝新闻”客户端独家供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江苏新一轮高考改革框架方案昨天出台。与现行高考模式相比，在考试科目、外语考试次数、学科总分等方面有了明显的变化。相关配套方案还将陆续发布。按照时间表，2015年秋入学的初中生（现初一）将进入新模式高考。至此，江苏自2000年起的高考模式改革，也将在2021年再一次“变脸”。

　　一、变还是不变？

　　尽管江苏高考模式的多变一再受到议论和质疑，但我个人并不反对这种改革，我一直觉得可以变、甚至是应该变。然而，从大众传播层面看，在长达10多年、从高考模式框架到录取操作办法大大小小的一次次改革和调整中，鲜见舆论有理性的、深层次的思考和辨析，其导向模糊甚至混乱；从中学应对层面看，亦鲜见被作为诸次高考改革宗旨的“引导中学素质教育”有什么实际效果，仍然是以不变（应试）应万变（改革）。

　　假如多变、频变是“罪魁祸首”，那么少变、一成不变会不会广受欢迎？撇开其它因素，单就传媒和教育两方论，舆论在高考模式变化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二、江苏高考的几次重要变革

　　先看2000年的“变”。此前，是沿用了多年的“3＋2”，“2”按文理分科。当时的主流舆论是：由于长期的文理分科教学，导致中学生进入大学以后，文科生缺乏科技知识和基础，理工科学生缺乏人文素养；其反面事例不胜枚举，高校人才培养面临困境，后果将十分严重。在这种背景下，2000－2001，江苏采用了“3＋小综合”，综合卷分文理科。作为一套渐进式的过渡方案，“小综合”对相关学科的要求大于文理分科时的2门，能说不是某种程度的进步？

　　仍然是基于上述背景和预定目标，2002年在小综合的基础上实施“大综合”：在语数外3科外，将其它高中学科综合为一张试卷，彻底打破文理分割，倡导全面学科发展。但是，这个理念上并没有过错的方案在其实施前后均招致中学、考生及其家长的强烈反对，核心舆论是：学生变成了“九门提督”，课业和考试负担过重，老师也无法应对。结果这个“3＋大综合”成了短命的“一次性方案”（也必然成为“试验用小白鼠”之说的例证）。

　　这样就出现了2003年的3＋1＋1，其设计理念仍然是3门不变，2门分别让高校和考生任选，其对应的舆论背景是“学生要有自主选择、高校要有自主招生的权力”。该模式中的“1＋1”有多达15种的学科组合，理论上完全能满足高校和考生双方的选择。但实际结果是：尊重学生自由兴趣的学科组合，很快便因学校无力满足多样化的教学而土崩瓦解，多数中学刚性限定了“2”的学科组合；而多数高校因为生源因素并不设定选科门槛、反以“全选”的姿态鼓励学生报考。至此，该方案诞生时的两大亮点黯然熄灭。

　　纵观上述数变，似乎任何一次变化都是有正当理由的，每一次变化也不是孤立完成的，而是政策、发展、民舆、教改，中学、高校、政府、社会等各方面因素综合影响、促其完成的。

　　反过来说，在全国的教育体制改革背景下，以江苏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教育大省，基础教育水平居全国前列，高等教育扩招早全国3年，高校数量、在校生人数、年招生量均居全国第一的实际情况，有没有可能做到高考模式不变？

　　答案不言而喻。

　　由此看来，质疑其“频变”，不如反思其“为啥变、变了啥”。

　　三、2008的新课改与新方案

　　尽管始于2003年的“3＋1＋1”在实际操作中也遇到了矛盾和困难、也屡屡遭受非议，但随着2005年平行志愿模式的引入而顽强地坚挺了整整5年。后一棒，交给了2008高考新方案。

　　与此前数番高考改革不同，08新方案的出台完全基于2005年进行的高中新课改，它是与新课改配套、力图践行新课改教育教学理念的一整套系统方案，而推进新课改，则是国家政策，导向目标依然是推进素质教育。

　　作为新课改的配套，08高考方案从理念和导向上讲是符合新课改指针的，其宏观方面的指导思想、预设目标、政策导向等也都是好的。尽管反对意见对其等级设置、评价标准、加分尺度、选科限定等等提出诸多不同意见，但多多少少也存在“做起来再看”的想法－－当然，人们没有预料到操作过程中会出现前所未有的麻烦。

　　其实有一个“隐形杀手”被很多人忽视了，它就是普遍存在于中学的应试教学。

　　很长时间以来，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中学、尤其是高中形成了应试色彩浓厚的教学模式，其显著特征就是教学组织围绕高考转，考什么就教什么、怎么考就怎么教，考生个体目标是高考分数、学校整体目标是升学率。围绕应试教学，学校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和潜在规则，高考的单一价值观被奉为圭臬，任何与之不协调、不匹配、不对应的东西都会在这个“应试酱缸”中分解、腐化，而它存在的基础反倒是“符合社会普遍价值观、切合教育系统评价标准、满足家长和考生升学需求”。

　　事实上，高考变革恰恰是与应试教育的博弈。然而遗憾的是，在江苏高考模式变革的10多年中，应试教学可谓每每出手且每每得手，而高考改革却被一次次推倒重来。例如：以试卷是“学科拼盘”为由，否定乃至推翻“大综合”；以师资无法满足教学为由，推翻“3＋1＋1”的学生自由选科；以“3门总分是硬杠杠”为由，安排主副课教学致考生选科失利；又以“理科生比文科生吃亏”为由，暗示、助长、诱导学生大规模换科……这一切，做得冠冕堂皇甚至无懈可击，而应试教学则在这一连串博弈的完胜中坐大。

　　这就难怪有媒体评论江苏高考多变时指责曰：“中学刚刚适应了搞出一点东西，它又变了！”搞出什么东西？无非是应对新方案的应试路径和应试技巧而已。站在这个角度上反对“变”，说明应试教学已经深入人（考生、家长、教师、校长、民众）心。

　　值得深思的是：频繁变脸的高考模式改革非但没有打破应试教学的大酱缸，反而像撞上了橡皮墙，无声无息地就被推倒打翻，犹如遭遇“化骨绵掌”。最为典型的现象是：2005年高中新课改启动后，中学基本按兵不动，却万分焦急地呼吁主管部门尽快拿出08高考方案。有校长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公开责问：不拿出高考新方案，叫我们怎么教？！

      四、再来看高考

　　应试教育的弊病，几乎全社会都看出来了；而如何改变应试教育、进而推动素质教育，“精英”和“草根”却难得地一致看向了高考－－尽管有的说要废除、有的说要变革。

　　奇怪的是：人们普遍认为应试教育之败、败在高考，指责为是高考导致并加重了应试教育；而同时，人们又同样寄希望于素质教育之胜、胜在高考。指望高考是孙悟空手中能够击打一切魔障的万能金箍棒，或者是神医药箱中包治百病的千金方。

　　在当前社会，高考对教育教学和教育受众的实际“指挥棒”作用确实不容小觑。因此，教育主管部门试图通过高考改革、以其“指挥棒”作用影响乃至推动素质教育的出发点，原本无可厚非。问题是：以高考的外科手术（有时候还不成功），能不能治愈应试教育这个病入膏肓的庞大躯体？

　　这不能不让人反思高考的基本功能和它的本来面目。高考是什么？它就是一场多轮次的选拔性考试；它的基本功能是从中学考生中选拔出适合高校培养的大学新生，从科举到高考、从东方到西方，莫不如此。换句话说，高考原本就不具备、也不负责指挥教育教学的功能和责任，原本就不承担引领、推动、践行某种教育体制、机制、运行模式的任务。

　　而在当代中国的特殊国情背景下，在实际上被扭曲、但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观念里，高考被添加了越来越多的负载，承担了它实际上无力承担的责任：它是指挥棒，它已经指挥了很多年的应试教育大合唱，现在它应该指挥素质教育的晨曲；它是“讲政治”的重要工作，它事关社会的稳定和谐；它还要担任改革尖兵，以期撕开突破口深化高等教育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系统的机制和体制改革……

　　如此，一架把中学生运送到大学的“运输机”，由于承担了不仅仅是运送的任务，被一再加挂上各样“导弹”，它变成了一架“运输战斗机”。

　　如此，它还能飞吗？飞得动吗？

　　高考的频繁“变脸”，是不是由于它承担了“不可能的任务”所致呢？在全社会的素质教育基本上还停留在“蓝图”阶段的今天，高考能成为突破应试教育坚冰的“战斗机”吗？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还是让它稳定在“运输机”的功能上为好，那也就不用频繁更迭了。同理，也别天真地指望用单一的“高考改革”来打破应试教学乃至整个应试教育的大酱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