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立平

　　（作者刘立平，深圳媒体人；本文系作者为“荔枝网”及旗下“荔枝新闻”手机客户端独家供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近日，王磊光博士的一篇返乡笔记引爆了微信朋友圈，继而有多位出身乡村的博士陆续投书，细述春节返乡的观感。读书人的那点情怀，终于在春节这个再合适不过的时机喷薄而出。

　　事实上，在春节谈论乡村，是传统纸媒常见的操作手法。不过，以往是传统媒体的自说自话，这一次，拜传播技术的演进所赐，有了互动与反馈，影响更为广泛。博士们的文章有其意义，但说句实话，卑之无甚高论。他们提及的乡村的诸多问题，并不是今日才有；他们的视角与论说，也不新鲜。浮光掠影般的个人观察听闻，无法解释复杂中国里的复杂乡村。这些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乡村的观察与思考并不鲜见。这些著作貌似客观冷静的背后，其实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贯的文人情怀，字里行间充满了同情。这自然是不错，但难免有主题先行，先抛出结论再罗织材料之嫌。

　　当知识分子谈论乡村时，最常用的一个词是“沦陷”。乡村留守儿童的无望，农民养老、教育、医疗的缺失，乡村自然环境的破坏……这些问题一并袭来，经由传媒放大，于是中国的乡村就“沦陷”了。可是，我们这些从乡村念书出来的人，有没有想过自己童年的那些美好回忆可能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如果乡村从来就没有崛起过，又谈什么沦陷呢？我一直怀疑所谓美好乡村的存在，它真的有文人口中的黄金时代吗？看一下民国时期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就知道，那时的乡村也不美好啊，乡绅制度离人伦法治距离还很远啊。

　　知识分子论及乡村的另一个重要话题是“知识无用论”在农村盛行。若是纵向做一个比较，我所在的村子里小孩接受教育的程度却是不断提高的。一个普通家庭供养一个大学生，也可勉力维持。拜教育产业化所赐，读书的回报确实降低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但是，这才是正常的，唯有读书一条改变命运的道路才是可怕的。我当年高考以较高的分数考取了沿海某知名大学，在村人眼中，不过是一桩普通事。村里人对小孩的教育理念一般是，你能念到哪，我供到哪，但不强求，此外，男女无差别，歧视女孩早已成历史。当然，由于城乡教育资源及理念的差距，村里小孩考上好大学的确实不多，但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此外还有婚嫁问题。其实王磊光博士所说的彩礼钱、楼房、小汽车无非是过去“三大件”的变种。婚姻与爱情，从来不是直接相关，乡村如是，城市难道不是这样？城市的离婚率居高不下，农村的离婚率也在上升。我不认为这是什么大问题，以前农村女性没有什么选择，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如今可以有自由的选择，有权利追求更好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进步？

　　当然，也不是说乡村就没有问题。让我对家乡产生一些担忧的是新生力量的缺失。农村的生育率现在也已经很低了，我当年念书的村小不复存在，因为凑不齐那么多小孩。青壮年劳力基本上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在外务工，还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大多是五六十岁的人。长此下去，有些自然村落可能消失，人们去了城镇、县城、大城市。这个过程，几乎是不可逆的。人们天生会追求更好的生活方式，这是进步的源泉。有些村庄，消失了就消失了吧，过分感伤是一种伪善。习惯了城市生活方式的人，没几个愿意长期回乡村居住的。

　　有些变化，让我对乡村的未来希望犹存。我回家发现顺丰、韵达这些快递公司已经深入了村镇。互联网也开始慢慢推广，上网淘宝可能已经成了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假以时日，也会在普通村民中普及开来。现代物流业与互联网，将建立起乡村与城镇、城市之间的联系，中国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结构或许会有所松动。技术会改变观念，互联网将是乡村现代化的最大助力。人文知识分子们念兹在兹的乡村生活方式可能会消失，怀念也好，感伤也罢，终究敌不过这一波史无前例的城镇化浪潮。当乡村的生活方式与城市渐渐接轨之后，人们留在和返回原乡的动力就会多一些。我无意比较乡村与城市这两种生活方式的好坏，其实无论是城市人还是乡村人，我们都被时代的浪潮所裹挟，但愿浪潮过后，是一个美丽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