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青

    （作者马青，“荔枝新闻”特约评论员，南京广播电视集团首席主持人；本文系作者为荔枝网及旗下“荔枝新闻”客户端独家供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2004年，我采访过南京的一起杀夫案，当事人叫丁小玲，她和孩子长年生活在家暴阴影之中，终于有一天忍无可忍，从受害者变成了杀人犯，虽然最后的判决是判了五年缓刑三年，但是，一条命消失了，而她如何才能摆脱双手沾血的痛苦？她的律师说，她遭遇的正是每一个家暴受害者都面临的问题——求助无门。

　　如果当时就有反家暴法，就有人身保护令，就有庇护所，执法机构、社会组织可以依据法律各领职责，丁小玲的命运会不会有所不同？

　　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不仅是因为历史没有如果，还因为，反家暴法并非万能灵药，即使有了它，也不见得能改变某些人的个体命运。更何况，目前这份反家暴法草案还被不少人批评，存在不少遗憾——比如性暴力没有纳入；处罚力度很小；只规定法院将人身保护令“抄送”给公安机关，约束力不足；执行效果有待观察，不容乐观等。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它？为什么还是值得为姗姗来迟的它而欢呼？

　　直到今天，还有人抱守“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态度，认为反家暴法是在过度介入家庭。直到今天，还有人坚信家庭问题还是应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夫妻打架是床头打架床尾和。直到今天，还有人认为，反家庭暴力法是多此一举，侵权行为完全可以靠《刑法》、《妇女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约束。甚至有人认为，如果夫妻之间有家暴，离婚就是，又怕挨打，又不离开，那不是法律不保护你，是你自己活该。

　　家庭的确特殊，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与一般的人际关系不同，正因为特殊，所以，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相向才更容易被漠视、被原谅，被以各种理由放置一旁，受害者才更难自我保护，而且，这种暴力还特别容易变成恶性循环。比如，丁小玲杀夫之前数次因被殴打而报警，但是，警察来了之后也只是批评两句就算了。没有制造出严重的人身伤害，殴打家庭成员，总是被看成家务事，夫妻之间如此，家长打孩子更是如此。

　　离婚吗？有些人因为想要离开而遭遇了更严重的殴打。也有家暴受害者无奈又愤怒地说，有家暴证据提出离婚，法院仍然不肯一次判离，再等半年，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等到。这还是有过自我抗争的，还有的家暴受害者因为经济原因、孩子原因、情感原因、生理原因、心理原因等各种原因，不敢反抗、不愿反抗、不能反抗。你不能因为受害者欠缺反抗意识和反抗能力，就认为他们是默许了对他们权利的侵害。

　　家暴也不只发生在夫妻间，受害者还可能是老人和孩子，有许多复杂因素会让他们不得不依赖于施害者，难以脱离暴力环境。就像前阵子的虐童案，孩子的老师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现孩子身上有伤，而孩子有选择和判断的能力吗？对孩子来说，养母的家、南京的学校比起老家的环境好太多了，你能因此认为，孩子喜欢挨打吗？如果不是因为伤情比较严重，以及被舆论获知，谁又会去维护孩子的权利呢？即使上了法庭，孩子的养父母和亲生父母依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这种对家暴的不以为然，在生活里并不鲜见。

　　至于说已经存在的相关法律条款，有的失之于原则笼统，无可操作，欠缺惩处，还有的则有着较高的门槛。比如虐待罪，不仅强调经常性、一贯性，还要求得是情节恶劣，并且是受害者自诉。可是，当暴力已经变成虐待的时候，再阻止就晚了。

　　家庭关系的确特殊，但是再特殊，在现代法治理念中，人是独立个体，没有人身依附关系，家庭关系首先是平等的关系；其次，家庭成员的暴力事件更有隐蔽性，更容易变成暴力循环，受害者也更欠缺自救能力，所以，社会有必要提供更丰富的救济途径和预防手段。再者，整个社会环境都需要对反家暴有更明确的共识，像李阳那种以男人打女人而洋洋自得的“施暴者”居然还受到追捧和欢呼，简直是现代社会之耻。法律虽然总是迟于社会现实，但法律本身又有教化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律的滞后与观念的滞后，正在互为因果。　　

　　反家暴法二审稿来了，精神侵害和同居关系都被纳入该法，这当然是进步，人身保护令、设立庇护所，还有明确各机构职责亦是亮点，这部法律走了二十年，它的每一点进步都走得好艰难，这就像长跑比赛，那个一直落在后面的队员，一瘸一拐终于跑进了体育场，这就值得我们起立鼓掌，给他加油助威。

　　至于实际操作的难题，我只能说，法律从来不是终点，它只是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