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戚若予　 

　　（作者戚若予，南京报业传媒集团资深教育新闻记者；本文系作者为江苏网络电视台及旗下“荔枝新闻”客户端独家供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这一次，关于高校的热点话题发生在苏州大学——一所地位不算低的211院校。

　　起因并不复杂，乃是一位资深知名教授对其所在学院现行绩效考评制度以及退休制度的质疑和批评，不可避免地，牵出了学院、也是学术负责人。教授直接举报院长，公开信流传于网络，并如此前所有的高校热点话题一样，“引发关注和讨论”。就我看到的公开报道，已经有了几个回合。

　　有意思的是，在被指责的院长（个人）尚未做出回应的时候，学校（官方）却很快提出了一份公开回应。而这一回应，也被网帖指出有明显漏洞，被指校方为院长“背书”。

　　套用一句俗话：此处水深且浑，别趟进来。媒体报道称：朱教授与王院长还曾是师生，两人先后担任文学院院长，都是同一学术研究领域；在朱教授披露的主要事件如绩效奖励、退休安排包括对院长的某些行为是否违规违纪的举报，公开信并不是第一遭，而是诸多矛盾、纷争的延续……说实话，这一对师生的公开对抗，远比此前评论过的孙家洲和郝相赫的关系要复杂得多。作为“外人”，对苏大、对苏大文学院的这件“家务事”、及其相关很多事情并未完全知晓事实的情况下，似不该说三道四；即便说了，恐怕也很难说清。

　　但这并不意味着无话可说。

　　尤其是，朱教授公开信所涉及的问题并非苏大或苏大文学院独有。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想让大家知道高校的真相……”

　　那么，朱教授所言“高校的真相”又是什么呢？

　　还是跳出具体的朱王之争来说吧。朱教授4000多字的公开信，我觉得可用三个主题词概括：学术、绩效、举报。至于退休的争议，仍可视为其“学术”能否正常且可持续进行。这三个主题词的背后，我以为也对应着三个主题词，即技术、制度、文化。后一组词是前一组词的背景，前一组词是后一组词的表征。全中国的高校，未必每一所都有朱王之争，但毋庸讳言，每一所都面临着技术进步、制度建设、文化引领的现实问题。

　　先说技术吧（在这件事上是学术）。朱教授和王院长都是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且不论朱教授也许不堪这样的并列），争论的焦点并不是学术观点，却偏偏是学术资源的分配，是院长对学术资源的“霸占”，是行政权力“阻碍学科建设”等等。这些个矛盾显然已经超出了纯粹的学术的界限。传统的学术研究（前人表述为“一张安静的书桌”）受到有形的或无形的掣肘和压力，乃至校园之大，能不能做个安静的研究者都成了一个问题。若真如此，也难怪朱教授感到憋屈，公开叫板亦可理解。

　　再说制度。这个词因应该事件中的“绩效奖励”。事实似乎是清晰的，院方确实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漏发”了朱教授按照绩效考核制度应得的奖励10余万元，校方的公开回应对此也无异议。作为高校现行考核制度，绩效考核本身面临许多问题、比如说此次事件涉及的“二次分配”，在许多院校，考核的矛盾就产生于此。但我们可以再跳出来看，即：一所大学所从事的工作、所有大学人所从事的事业，是不是“绩效”可以覆盖的？围绕着“绩效”设计出来的考核制度，是不是大学精神和办学宗旨的推动力和创新力？再者，对所谓“绩效”的评价，究竟是谁来认定？谁说了算？

　　在大学，考核无非是两大类，一类是学术考核，一类是行政考核。从过程看，行政考核是前置考核，它通过制定政策制度来导引和评价绩效；而学术考核是后置考核，它是以学术标准对已经完成（包括过程中）的绩效进行学科和学术评价。

　　那么问题来了：绩效考核作为一种制度，是什么性质的考核？是谁制定的考核标准？答案是：行政指定的。当然你也可以说它通过了诸如教代会之类的程序。但在强大的行政权力面前，这种程序恐怕仅仅是流程而已。

　　这就涉及当下的大学文化了，也就是朱教授列举的针对王院长的一些个“举报”。学校的回应是：在其担任文学院领导期间的经济责任和当选学术委员会主任的事上，都没有问题；而朱教授则认为：“学校是在庇护错误，掩盖问题”。

　　这就是校园文化层面的问题。

　　当下中国大学校园弥漫着什么文化？官场文化。怎么来的？行政化带来的。造成什么结果？行政权力过大，学府变成官府。怎么改变？能改变它的还没想改变，想改变它的还改变不了。朱教授在接受媒体曾采访时甚至直言：“现在高校里面很多人是用黑道的手段拉帮结派、为所欲为……”

　　行政化致使大学盛行官场文化，强大的行政权力在包括学术资源的各项资源分配中“去学术化”，相关制度建构既是在行政权力下出台、也在运行中承认并顺从权力；配套程序设计使得政策、标准和制度（哪怕是有缺陷或不公正的）都能完成程序合法；掌握和运行行政权力的人缺少应有的监督。

　　这，是不是朱教授要让社会知道的“高校的真相”？

　　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行，其实也就是靠技术、制度、文化，如同一列火车的动力、保障和方向。学校也是如此。苏大发生的这场朱王之争事件，对一所大学来说，无论站在哪一方，怎么看都是一种不应该，是一种悲哀。

　　怎么解决呢？或曰：教授治校。说实话，我不抱多大希望、至少不像许多年前那样抱有希望。

　　因为那么多年以来，大学里愈演愈烈的行政化已经扩散到各个层面，行政思维下的权力已经完成了对学术、包括对教授的渗透和改造，眼下的大学已经被转基因了。因此，尽管教授的职衔仍在，但是又有多少教授的良心和良知包括学养、人格、风骨和情怀还在？

　　没有了这些，还奢谈什么教授治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