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地铁出现“丐帮组织”,甘肃岷县妈妈带着孩子“组团”行乞。《扬子晚报》这则报道把职业行乞的问题,又重新带回到公众视野。
报道称目前南京地铁里的职业乞丐,绝大部分来自甘肃岷县,而且都是80、90后年轻妈妈带着孩子的“黄金组合”;根据地铁警方公布的资料,这些职业乞丐人均日收入有四五百元,月收入轻松过万元,让人羡慕嫉妒恨的同时又大呼感情受到了严重的欺骗。
其实,“职业行乞”的问题存在已经不是一两天,去年白岩松在央视《新闻1+1》节目中深度揭秘职业乞丐生存状况,舆论一片哗然;同时,“职业乞丐”的江湖分布也极广,南京以外,北京、重庆、广州……各地都曾曝出过职业乞丐的新闻。
面对“声势浩大”的丐帮江湖,执法部门很头痛,公众很愤怒,为什么这些人可以轻轻松松不劳而获?为什么在野火烧不尽后能春风吹又生?——按报道中的说法,行乞者被举报以后,无论是被送回原籍还是送去救助站,结果都是会重新回来。
和一般的流浪汉不同,社会救助并不能解决职业乞讨者的问题。
正如新闻中报道的一样,让职业乞讨者放弃乞讨带来的不菲收入,到救助站接受微薄的社会救济简直是断了他们的财路。所谓“职业”乞讨者,行乞并不是因为穷途末路,而是把乞讨当做一份职业,所以,职业乞丐的问题,不是救助的问题,而是就业的问题。
乞讨作为一份职业,门槛低,收入高。更重要的,与办理假证、从事性工作等灰色行业相比,行乞的职业风险极低。因为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执法部门对职业行乞者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遣回原籍,而经济处罚更没有什么卵用——不出几天,乞讨者们就能把被罚掉的重新赚回来,损失在收益面前只能算小菜一碟。
对于职业行乞者来说,除去更新行乞技能以外,唯一需要牺牲的只有自尊——但如果生存的环境中,周围的人都是同行,也就无所谓谁比谁更尊严的问题。
与南京“岷县妈妈帮”相似,职业乞丐有各自的帮派和地盘;河南、安徽、四川、甘肃等经济欠发达省份都有出名的乞丐村,每个乞丐村都有各自的行乞手段,而岷县晋升为“中国第一乞丐村”也只是近年来的事情。在各大城市的角落,“丐帮江湖”是真实存在的,且往往都是大佬在某市打出一片江湖以后,七大姑和八大姨再跟着来。和同一个建筑工地上的工人都来自于同一个县,大学校园的打印店几乎都是湖南人开的相类似,乞讨者和其他一切农村人的进城务工模式相同,有着极强的帮带特征——依赖于亲戚朋友等基于血缘地缘的强关系,而非广告招聘启示、社会中介组织等基于业缘的弱关系。
这种“求职”模式在职业行乞者中造成了一个难以打开的闭环——在离开村庄步入城市以前,乞丐村的村民所能接触到的就业信息有限,能接触到的职业群体单一,行乞因此成为乞丐村村民们脱离农村发家致富最现实可行的选择;而这种单一的求职渠道,因为封闭性和集体性,又大大降低了从业者的羞耻感。
所以,破除丐帮江湖的第一件事情,是要破除单一的强关系求职路径;有关部门要做的不仅是挨家挨户的在村落扫荡,劝说资深帮主和潜力股们不要行乞,还应该告诉他们,如果不做乞丐,他们可以做些什么,把多元化的职业信息带到闭塞的环境中去,在城市资本市场和乡村劳动力市场中建立一条信息流动畅通的渠道。
然而仅仅解决就业信息闭塞的问题,是不是就够了呢?
显然不,否则出了门见识了世面以后的乞丐村村民们,为何会在衣锦还乡后又重新抱着娃拿着盆杀回城市继续去做伸手党?原因很简单,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职业行乞者要放弃高薪的行乞工作,自然是要找到等值或者有潜力等值的工作,但这几乎不现实。
南京的“岷县妈妈帮”们,都是些年纪轻轻的女孩儿,没几个受过正规教育,掌握的职业技能几乎为零,往上无法和都市白领竞争,往下不愿与低薪打工妹为伍,重操老本行简直就是分分钟的念头,这个不是一句“你知不知羞”就能解决的。所以,如果没有办法让行乞者有能力去做乞讨以外的等值高薪工作,职业乞讨者是不会主动放弃乞讨这份职业的。
至于怎样才能让职业行乞者获取与行乞等值的高薪工作,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止是丐帮江湖面临的问题,更是无数城市打工者面临的问题。在此,简单给出两点:完善针对底层群体的职业技能培训,规范与薪水挂钩的职业技能认证体系。
拿美发行业简单举例,国家对发型师有统一的考核标准,然而理发店招人有几个是看《美发师》职业资格证书的?我们平时在理发店听到的什么“高级发型师”“创意发型师”,和人设部规定的美发职业等级根本不是一回事;而不规范的职业认证体系,又阻挡了从业者的职业晋升渠道和由此取得的相应报酬,而这只是管理混乱的底层就业体系一隅。
在巴西,面对流浪者,有句口号叫做:“不要给小钱,给他们做人的权利和机会”。相应的,面对着满城的丐帮江湖和职业行乞者,我们在呼吁“不要给他们小钱”的同时,是否也该考虑“给他们做人的机会”,从根本上解决其求职困境?
只有当“就业”优于“乞讨”成为可能,职业乞讨者才有可能去重拾尊严,放弃那份为人所不齿的那一种职业。丐帮江湖,才有可能真正消失。
我要说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