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宇

　　（作者陈宇，“荔枝新闻”特约评论员，法学学者，媒体评论人；本文系荔枝网及旗下“荔枝新闻”手机客户端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一条网红视频的出现，让一则被人淡忘的旧闻浮出，重新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

　　去年11月的某个深夜，中国留学生江歌在日本被杀，犯罪嫌疑人是江歌室友刘鑫的前男友，后被日本警方抓捕。此后，刘鑫迟迟没有面对媒体，甚至与江歌母亲在网上发生隔空冲突；江歌母亲则在网上公开刘鑫的全部个人信息，引发了大规模人肉与骚扰。

　　近日，王志安担任制片人的知名网络视频栏目《局面》，记录了江歌母亲与刘鑫的见面。两个小时的相见，悲痛的江歌母亲表示，不会原谅刘鑫，在舆论重压之下，刘鑫也几近崩溃。

（《局面》视频中刘鑫与江母见面）

　　或许，江歌母亲的穷追不舍，让刘鑫日子很不好过。她电话不接，短信不回，微信不理，为让对方罢手，甚至回复“江歌死了我也很难过，请你不要再找我了”，“你再骚扰我，我死都不会出庭作证的！”这样的暴力言语。从道德上看，显然是存有亏欠的。

　　作为遇害者的闺蜜，即便对方不是因为自己而死，于情于理，也应当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向好友的母亲致以慰问；倘若对方真是因为救自己而死，更应当心怀感恩，以实际行动向救命恩人的母亲表示谢意，而不是以鸵鸟般做派，残忍拒绝一位遍体鳞伤母亲的合理请求。

　　江歌母亲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形下，借助媒体舆论，将躲起来的刘鑫逼了出来，说到底，靠的还是社会道德的帮助。这种道德评价的力量，发自内心，出自道义，源源不竭，不会因审判的结束而终了，而将始终伴随刘鑫左右，让年轻的她惴惴不安，度日如年。

（江歌母亲微博截图）

　　但法治社会，道德的审判毕竟不能代替法律的制裁。在人情与道德的纷争中，我们仍然需弄明白，刘鑫究竟应当承受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根据《民法总则》，见义勇为者受到的人身及财产损失，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由受益人承担适当的补偿责任。如果江歌的见义勇为行为得以确认，作为受益者的一方，应当作出一定的经济补偿。也就是说，江歌母亲有权得到经济补偿。

　　鉴于我国刑法管辖原则，被日本警方逮捕的犯罪嫌疑人陈某，自然可依照犯罪行为地日本法律进行审判。刘鑫本人如果真被证实“见死不救”，连一个报警电话都没有发出，即便在中国，这种颇为蹊跷的行为，也需经警方调查，排除是否存在间接或直接的故意杀人之嫌。而在日本，“见死不救”如被证实，则有可能受到法律惩罚。

　　日本刑法将“见死不救”列入刑法惩罚的范围，规定对责任人处以3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遗弃致死伤”罪名成立，一般判处2年以上有期徒刑。

　　可资借鉴的是，2009年日本当红明星押尾学对濒死的陪酒女弃之不顾，没有及时打电话叫急救车，导致后者身亡。之后，东京高等法院对押尾学判刑2年6个月。

　　此外，刘鑫言语多有藏掖，闪烁其词，也存在着潜在法律风险。她说“根本没有看到任何有关嫌疑人的信息，听到的争吵声也是隔着门”，“想出门看看，却推不开门”。问题是，江歌和刘鑫的前男友在门外争吵、受伤致死，难道没有发出一点反抗和呼救声？躲在房间里的刘鑫，难道没有听到任何反抗和呼救的声音？

　　如果涉及伪证，刘鑫也需接受当地法律的惩罚。日本《刑法典》20章中，就专门规定了伪证罪，“依法宣誓的证人作虚伪陈述的，处3个月以上十年以下惩役”。

　　依据我国刑法第10条，“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依照本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本法追究，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即便在日本受到刑事处罚，我国司法机关仍可依法追诉。

　　当然，无论法律，还是道德，都不是医治百病的良药，更不可能起死回生。江歌遇害事件，宛如一面镜子，映照出了人性的残缺与不堪。除了拿出道德的尺子，更应该摆出法律的武器，告慰一个年轻而无辜的亡灵，平息受害者内心的痛楚。

欢迎关注荔枝锐评（lizhirp）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