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俞香顺

　　（作者俞香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本文系“荔枝网”及旗下“荔枝新闻”手机客户端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快过年了，女儿从外婆家打电话给我，连珠炮似地问：“爸爸！你什么时候到奶奶、爷爷那里去？请向他们转达我的问候。祝他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恭喜发财、长命百岁……千万记得帮我把红包带回来！”童言稚语流露出对新年的企盼。

　　这段话大家都能心领神会，可是我们不妨 “科学分析”一下其中的民俗意味。中国人重视伦理，回家过年是一件大事。“身体健康”是“口惠”的、“红包”是“实至”的。伦理何从体现？就是通过年夜饭、祝福语、红包，这些都是过年的礼节“仪式”。《论语》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文质彬彬”，伦理是内核、是“质”，礼节是外在、是“文”；中国人的年味就是通过这些伦理、礼节代代传承的。

　　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中国各地过年的风俗都有一些差别。比如，我们那里大年初二外甥是要给舅舅拜年的。好多年里，每年大年初二，我外甥来拜我的年；我去拜我舅舅的年；我舅舅去拜他舅舅的年。我和我舅舅在这一天都没见着自己的外甥；只有处于“舅舅链”顶端的那位爷爷才见着了自己的外甥。拜年不能空手，要带礼物，对方也要回礼；家庭主妇们为了礼轻、礼重都是费劲心思，而且往往能够“于细微处见精神”，从对方的回礼中捕捉对方的态度。有那么些年，鸡蛋还比较金贵，对方的回礼中常有生鸡蛋；我和我父亲哐里哐当回到家，鸡蛋鲜有不破在包里的。破碎的鸡蛋又和炒米糖之类的粘连在一起。近年来，礼物都越来越高档化、成品化，这种狼狈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而且，对于年高的长辈，直接给礼金就可以了。我每年都要探望我那位已经将近百岁的外祖母。有一年我陪坐在太阳下，不到一个小时大概问了我十遍：“孩子几岁了，怎么没带来？”

　　我外出工作多年，春节回家就是享受亲情。我很喜欢王安石两句诗的意境：“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略微遗憾的是，我父亲滴酒不沾，不能和我推杯换盏。

　　每年都有人在感叹，年味变淡了。年味为什么变淡？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转型。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宗族、血缘为纽带的，有很多聚族而居的乡村。现在，随着城镇化建设，乡村正在解体；没有解体的乡村，村民也大多外出务工，许多人只有年头、年尾才能一见。也就是说，“熟人社会”正在消逝，而民俗活动往往是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如跳龙灯、舞狮子等等。以前家庭也是大家庭，现在家庭单元都已缩小了；这种大家庭的年味也无从产生了。

　　传统的年味是以农业社会为依托的，以前物质匮乏，一到冬天，家家户户就要开始自制年货、自备年夜饭，年味渐渐酝酿；现在物质丰富、物流发达，各种年货很容易就配备了。没有了这样一个酝酿的过程，年味变淡也就自然而然了。传统的过年重“文”、重礼节，这也是年味的组成部分；但同样，现在生活节奏变化了，一些“繁文缛节”也慢慢被舍弃了。这也是年味变淡的原因。

　　我觉得年味变淡是社会正常的发展，我更愿意用的倒不是“变淡”一词，而是“变化”。从“质”上来讲，以前过年主要就是亲友间的问候，现在不也大大拓展其“外延”了吗？从“文”上来讲，现在不也有很多新兴的民俗了吗？所以，春节承载的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并未“变淡”。也常有人感叹现在的年轻人重视洋节，如圣诞节，而不重视春节。我觉得这两个节日并不冲突，功能不一样。“圣诞节”是年轻人、朋友间的节日；而在中国传统的“五伦”中，朋友关系就是第五伦。春节维系的是家庭情感，是“五伦”中的父子、兄弟、夫妇关系。两者应该是互补的。

　　春节除了具有家庭意义之外，更有社会意义，也就是加强社会认同、社会归属。传统年味是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这也是春节社会功能的体现。关键的是，旧的秩序已然消解，我们如何重建新的秩序、新的年味呢？比如，我们如何让滞留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感受普通同庆、人情温暖？再比如，我们虽然已经有小区、社区，但还尚未有成熟的“社区文化”，如何在社区中也显现春节年味呢？年味是一种“观念形态”，其所折射的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年味根本上是一个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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