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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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江覆

　　随着中国逐渐步入养老型社会，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多给我国的医疗资源供给和养老保障制度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与此同时，庞大的老年人口也带来了死亡人口的增加，越来越多的生命正经历着临终的磨难。

　　对大多数人而言，临终便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踏进死亡的大门，而身体却还经受着病痛的打击。在社会的常识里，当一个人濒临死亡时就一定要被送到医院接受最后的治疗，无论付出什么代价，让生命继续下去，总是最正确、最具有人情味的选择。然而，被各种仪器和药水续命的病人，却不可能摆脱病痛的折磨和对死亡的恐惧。同样，陪在病人身边的家人也时刻被悲伤与劳累钳制着，一个人的临终其实是一家人的煎熬。

　　死亡是沉重的，人们总是将死亡当做最坏的结果，在面对生命的临终时总是想要竭力去挽救。可生命复苏的意义在于恢复生命的力量，当生命濒临终点，与痛苦活着相比，让生命有尊严地离去，不啻是一种更具人文关怀的选择。因此，设立临终关怀病房不仅是现代医学伦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社会发展建设的必然要求和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

　　每年十月的第一个星期六，是“世界临终关怀及舒缓治疗日”。在国际社会上，很多发达国家已经普及临终关怀的生命理念，在许多医院都设立了临终关怀的病房，旨在通过对患者进行身心的整体护理，让患者提高生命质量，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得到安宁。然而，在需要“临终救护”的人口基数日益庞大、社会化的临终关怀服务日益凸显出巨大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当下，中国的临终关怀事业还困难重重。

　　首先，因为我国人口数量巨大，医疗资源的分配呈现不均衡局面，再加上临终关怀诊室的经营利润较少，一般医院对于临终关怀诊室的设立便缺少积极性。另外，临终关怀行业对从业人员要求较高，临终护理护士要比一般护士具备更强的疗护技能和更强的心理素质，而我国接受过系统的临终关怀理论培训的医务人员又极少。

　　其次，我国的养老和医保制度对于临终关怀的重视不够。在美国，临终关怀已经被纳入医疗保险计划，利用国家财政对公众提供临终关怀福利。

　　再有，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狭隘孝道观和关于死亡教育与生命伦理教育的缺失，也同样给临终关怀事业带来阻碍。受社会传统文化的影响，当谈到死亡这个话题时中国人总是讳莫如深甚至不愿意谈及，而生命的神秘不仅仅在于诞生还包括死亡。

　　想要中国临终关怀事业能够进一步发展，就应该对以上现状对症下药。但在这之前，首先应该明确，发展临终关怀事业是能让国家、社会以及公民都受益的事情。开展临终关怀事业一方面能够让病人减少医疗费用，使我国有限的医疗资源得到更有效发挥；另一方面可以减少无望的医疗救治，有利于树立医生的职业信心。同时，当医务人员介入临终关怀时可以使家属减少一些身心压力，减少社会潜在隐患。当明确了这些，国家出台相关支持政策、对公众普及临终关怀理念便有了依据。

　　在有理论依据的基础上，国家层面应该保持制度先进性，推动临终关怀纳入养老与医疗保险制度的规划里，同时建立和完善临终关怀及舒缓治疗的行业标准规范，利用由临终关怀节省下来的医疗开支去培养专业优秀的医务人员、支临终关怀项目的开展。社会层面上鼓励号召社会公益组织积极参与到临终关怀项目，吸纳公共慈善资金来支持医院和临终关怀机构的运营，同时对公民进行必要的生命伦理教育和死亡教育，使其转变观念，理解生命关怀的意义。

　　生命是神圣的，正因为此，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对生命的自主权。当生命即将离去，与其让痛苦伴随他活着的每分每秒不如试着松开攥着的手让他自己选择离开的方式。

　　面对这个快速变迁的时代，人们的思想不能再宥于偏见，认为对生命放手就是不孝和残忍。我们应该认识到世间万物都有其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同样无法避免死亡。我们不能只强调死之于他人和社会的意义而忽略逝者的痛苦，只有让生命回归自然，尊重生命本身的规律，才是对生命尊严的敬畏，而这份敬畏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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