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钟的　

　　（作者王钟的，《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本文系作者荔枝网及旗下“荔枝新闻”客户端独家供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时隔37年重启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究竟取得了哪些将影响普通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成果，2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给出了具体答案。几千字文件一出来，下面这段话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

　　“街区制”被媒体形象地描述为小区不再有围墙了，小区内部道路将成为市政道路。几乎没有第二个公共政策的讨论，呈现如此大的专业立场与公众立场的分化了。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等领域的专业人士，几乎都对街区制表达了不同程度的支持，对封闭式小区的反思再次在各个渠道传播开来；很多在城市里居住的普通人，则对街区制流露了不理解的情绪——亦不乏“与其推倒小区围墙，不如先推倒政府大院围墙”这样的言论。

　　有建筑学博士生利用卫星照片，比较了几座国际化大都市的住宅区在500米尺度上的不同。图片很直观地显示：纽约、巴黎、东京等城市的住宅区都是小块化的，而中国的北京、上海的近郊住宅区大多为大块化的，值得提出的是，在中国城市的老城区，住宅区也有小块化的特点。也就是说，造成不合理的街区路网结构的超大型封闭社区，不少是在过去十几年甚至几年内才建成的。

　　这是令人很不解的现象。在专业人士眼中问题重重的大型封闭式社区，为何一度成为我国住宅区规划的潮流，而且还受到不少公众的欢迎？从居住环境、居住安全等角度，固然可以给出很多解释路径，不过来自发达国家的经验又有力地反驳了这些物质层面的疑问。那么，将小区的围墙推倒，给城市居民可能带来的不自在感，恐怕必须要从城市居民的观念来寻找原因。

　　不能否认，传统中国建筑所流露出来的居住心态，封闭的多，开放的少。早在唐代实施的坊市制度，就将居民区用围墙圈起来，实行坊里邻保制、按时启闭坊门制、宵禁制等。北方的四合院也是封闭性的建筑观念的体现。然而，与当前的大型社区相比，坊市、四合院的空间尺度要小得多，何况古代也很少遇到交通堵塞的问题。在现代化的城市居住，就要拿出符合现代气质的居住心态，封闭固然能够满足一些心理需求，却不适应我国城市发展的需求。

　　实际上，社区越大，围墙所能起到的封闭作用就越小，即便有，也是以牺牲生活便利性为代价的。我曾居住在有亚洲最大社区之称的北京天通苑。因为天通苑实在太大，所以其内部还按照地理位置，划分为类似北一区、西二区这样若干个小区。哪怕这样各个分开来的小区还是大型社区，每天上班我有相当时间花在穿越小区的步行上。而且，为了居民方便，小区并不阻止摊贩、快递员、外卖送餐员进入小区，外来车辆也能长驱直入，实在想不到一堵围墙对居住环境和居住安全有何裨益。

　　与此同时，我也赞同在打开大型封闭社区的同时，逐步打开已建成的“大院”。目前，大型工厂大多已经迁出城市，而除了北京这样的政治中心，政府机关大院的面积一般并不足以影响道路交通，最构成对交通影响的莫过于还在市区的大学校园了。当然，一味将大学前往郊区新城，不仅破坏学术氛围，也会影响一座城市的文化环境。最理想的解决方案，莫过于将大学的围墙推倒，将校园道路纳入市政道路体系，针对师生的校内通行则可以建设步道系统。

　　围墙是封闭的象征，无疑是不符合现代城市气质的。推倒了围墙，我们有了更多的土地建设城市公共空间，让居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从而倒逼人们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小区道路公共化以后，过去由小区物业承担的责任将移交给市政部门，城市管理者将直接负责小区楼宇的外部安全与环境，由此造成的公共财政压力、公共服务提供者的匮乏和市民与管理者的矛盾，恐怕将是推行街区制给城市带来的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