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方

　　（作者陈方，“荔枝新闻”特约评论员，专栏作者，资深评论员；本文系作者为“荔枝网”及旗下“荔枝新闻”手机客户端独家供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2月17日，许多媒体都刊载了一个咧嘴大哭的男孩试图挣脱两个老人的阻拦，登上一辆开着门的客车的图片。据介绍，这幅图片是一位在成都打工的40岁女快递员在春节后离开家乡时，她7岁多的儿子峰峰吵着要跟随她去成都的情景。图片的文字介绍说，这个男孩的“爷爷奶奶在一旁拉都拉不住，孩子试图向前拉住妈妈的手，嘴里一直说‘你们不能这样对我’”。一声哭嚎，刺痛了所有人的心。

　　孩子不会撒谎，也没有太多的隐忍与掩饰，所以峰峰用一声哭号，将留守之于一个孩童的痛楚真切发泄了出来。然而，留守与被留守的分离之苦，从来不是孩子单方面的事。那些被迫撇下至亲骨肉、漂泊在外的“残忍”父母，他们又在经历怎样的心路历程？这种的分离状态对他们而言真的不是个事儿吗？不表达并不代表没有苦楚，“决绝”的外表只是为让孩子更加“成熟”地接受这种迫不得已的分离。

　　没有一种童年必须经历分离，这是我们关注留守儿童这个群体时想发出的呼吁。那些出门打工的父母们也不会不懂，父母的陪伴是增强孩子安全感的重要因素，然而鉴于现实的考虑和生活的需要，出门务工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

　　很多人注意到，那个咧嘴大哭的男孩，他父母打工的成都距邛崃其实不过百公里，百余公里的路程，开车也就两个小时左右。城市人周末休个假，动辄开出百余公里放松心情，但对于峰峰和他的父母，这百余公里的距离，却不得不让他承受留守之痛。

　　与那些父母跨越千山万水出门打工、分别时间以年计算的孩子相比，峰峰的留守之痛算不上最“惨烈”的，甚至在网络上有很多成年网友感叹，自己小时候也有过类似的经历。这说明什么？曾经被留守的一代已经长大，他们的下一代或许仍要承受被留守的命运。没人愿意用“留守二代”这样的“标签”来定义他们的生活，但事实上，很多留守儿童，确实在延续着被留守的命运，成为事实上的“留守二代”。

　　春节前回过一趟老家，在我生活过的那个冀南山区的村庄里，出门打工的人并不是太多，但相比留守农村干活的，出门打工的人家生活境况要好一些。大伯家的两个孙子正在盼着他的父母（我的堂哥堂嫂）回来过年。大伯当年就在外打工，堂哥属于留守一代，他的两个孩子年纪尚小。我有一次问堂哥，如果县城找个零工干活，好歹还能守着孩子，何必跑那么远呢？但堂哥觉得，自己当年不也被父母留守过么，挺一挺就过来了。堂哥说他不像城里人那么“矫情”，一定先出门打工，先把钱挣得让自己有“安全感”了再回来陪孩子。

　　和堂哥生活态度不同的是我的表妹。表妹的老公在县城东头一个镇上打工，我们的那个村子在县城北头，到了孩子该上小学的时候，表妹干脆就在县城边上租了一个小房子，把孩子放到县城边上的一个小学读书，这样一家三口每天都可以“汇合”。

　　漂泊与留守，每个家庭各有各的原因，我们甚至无法用“贫穷”来统一定义留守和漂泊的无奈。但无论是哪种“苦衷”与“身不由己”，留守儿童的社会命题都深嵌于当前仍处于转型期城乡二元社会的黑白底色之中。单纯从生活水平的角度，这些年农村确实进步了；但留守与被留守的悲情并未缓解，相反还有加剧的可能。过去，大家并不觉得留守有什么问题，孩子和父母也都觉得理所当然，但现在，留守与分离却刺痛了越来越多人的心。如果说在缓解留守儿童方面有所进步的话，从“理所当然”到“刺痛”，观念的转变或许也算一种吧。但在这种观念的转变当中，“留守一代”的那些被留守经历，会不会“麻木”他们对被留守的痛感，从而“留守二代”的痛楚感知不够，却留下太多需要社会反思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