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俞香顺　

　　（作者俞香顺，荔枝新闻特约评论员，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本文系作者为江苏网络电视台及旗下“荔枝新闻”客户端独家供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低俗语言，包括脏话，自古有之，只不过是于今为烈；已经有语言专家探讨低俗语言的兴起、传播、危害、治理等。我不是语言学者，没有语言洁癖，但仍有话要说。

　　我求学、生活在南京多年。南京是六朝古都，据说是“菜佣酒保皆有烟水气”的地方，可是南京的市井脏话却是极为发达。网上有很多调侃的段子，如南京是一座“依壁雕凿”“壁大湖画”的城市；南京人说话以生殖器开头、以生殖器结尾。南京的市骂“呆B”尤其闻名，曾经在五台山体育场的上空响彻云霄，让客队丧胆。日常生活中，有的人、有的事无以名状，“呆B”一词笼盖一切。耳濡目染，1993年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男生们大多数已经能够娴熟地运用南京市井脏话；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底线：脏话仅限于男生之间，不在女生面前说；女生当然也是无法接受男生当众脏话连篇的。这是“语言禁忌”。然而过了十年，2003年，我有机会带学生出游，“三观”受到冲击。男生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女生面前说脏话；女生则坦然受之、不以为忤。又过了十年，2013年，我有机会再次与学生近距离接触，“三观”几乎荡然无存；因为这个时候女生已经很自然地将“D丝”“呆B”这种词挂在嘴上，男女生之间在“语言权利”上已经实现平等了。

　　二十年间，“语言禁忌”已经不复存在。我在这一点上是趋于保守的，我认为文明社会必须要有文明禁忌。而且我更认为，大学必须要有“境界”“高格”（我从不用“高逼格”这个词），“有境界自成高格”；大学不能混同于世俗，有的语言是不适合在大学校园里堂而皇之出现的，语言要有“语境”。看到学生的辩论赛海报“文明地撕逼”，我忍不住吐槽：都“撕逼”了，还能“文明”？低俗的、热门的网络词汇在当今的中国高校里已呈泛滥之势。

　　2011年，华中科技大学的校长李培根在毕业致辞中采用很多热门词汇，学生追捧为“根叔体”；其后，清华校长顾秉林在致辞中引进“凡客体”。这几年在各种典礼上，这种风格的致辞已经是司空见惯了。我赞成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毕业典礼如何致辞》一文中的观点：“表面看，根叔的演说很生动……可仔细观察，此乃社论(工作报告)加文艺腔(对偶、排比、夸饰)加网络语言。如此大杂烩，……不成体统”；“俗不可耐”。他认为，典礼是具有“仪式感”的，“仪式感更多与典雅的书面语相关，不能想象一所欧洲著名大学的校长会抛弃语重心长的教诲，而变得如此时尚和浅薄。”这种语言风格的流行其实折射了中国大学精神缺失的现状；大学应该有“大学之道”，“道”有“道语”，语言必须要能“载道”。这种浮华的网络语言能“载道”吗？

　　这种语言风格在大学颇为流行，我们只要看一看那些热门“教师语录”就知道了。理论上，教师最重要的工作是教学；然而在目前体制下，却是畸重于科研。评价教学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学生的打分。种种因素凑泊，课堂气氛轻松融洽、皆大欢喜最重要；厚重的“传道”不再重要，俏皮、流行的语言风格大行其道。“线下”的课堂如此，“线上”的“讲坛”又何尝不是如此？

　　除了大学校长、高校教师以外，从事文化批评、社会批评的知识分子亦都是精英，具有“话语权”的文化精英在语言的使用上本该有精英意识，承载相当的社会责任。可是，现在的许多批评仍未走出“酷评”，操持的往往是市井语言，上纲上线、意气用事。2001年，陈晓明发表《媒体批评：骂你没商量》，把媒体批评界定为“发表在报刊杂志上和互联网上的那些短小凶悍的批评文字”，他认为媒体霸权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学术批评正在走向没落，甚至走向“媒体化”；批评的主导趋势变成了一些消息、奇闻事件和无聊的叫骂。2011年，孔庆东在《孔和尚有话要说》中批评香港人，其语气、其用语，很难想象是出自于知名大学的知名教授。

　　专家在分析社会语言低俗的成因时，提到了网络；确实，网络将整个的社会语言“扁平化”，加速了低俗语言的传播。但是，语言有“语体”之分，有的语言在口语中、人际交流中可以用，但在书面中、大众传播中就不适合用。大众传播对于语言要有“尊体”意识，这有赖于媒体的自律以及行业协会、主管部门的他律。不过，如果要改善整个语言环境，根本还在于社会本身的综合改善。

　　低俗语言是社会语言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低俗语言与语言低俗化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当社会语言走向低俗化时，我认为我们仍要有语言禁忌，要讲究语境语体，文化精英要有语言精英的自觉意识。这样，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我们的语言方能激浊扬清，呈现出健康的活力、创造力。当然，这有赖于多方的长期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