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17日，云南昭通盐津县庙坝镇石笋村，42岁罗明康，靠当矿工养家，背后的两层楼是用下矿和借的钱于2010年盖的。 

　　艾汪全摸着扑克牌，脸色逐渐变得阴沉，眼睛因为紧张而通红。

　　把盖在桌上的牌掀开一条小缝，眯着看了一眼，又放下。

　　“今天点子有点背啊”，他嘟哝了一句，甩出一沓百元大钞。

　　在目击者的记忆里，这是2014年5月的一个深夜，这一晚艾汪全输掉了11万。

　　1个月后，他伙同六人，在山东兰陵的矿井下，故意制造矿难，杀人骗赔73.8万元。他还了赌债，但不久因案件败露被抓。

　　农民艾汪全，内蒙古“盲井案”中的第一被告人。

　　而在他的家乡，云南盐津县庙坝镇，他更被人熟知的身份是“赌徒”。

　　不只是他，当地知情人士开列了一份清单，在“盲井案”涉案的74人中，有近50余人来自庙坝，而这50余人至少有一半长期流连赌场，身负高额赌债，陷入赌博欠债、杀人还债的恶性循环。

　　赌徒

　　庙坝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小镇，高山深谷，产煤，5万人口，熟人社会，几乎任何两个人之间都能找到一些联系。

　　镇上几乎人人都知道“艾三妹”艾汪全，因为“他赌得太狠了”。

　　他的第三任女友杨敏（化名）也这样评价他。

　　“他不玩微信也不玩QQ，只喜欢玩牌，什么牌都喜欢，这是他最大的兴趣、意义和爱好。”杨敏对剥洋葱说，她至今仍觉得不了解那个比自己大12岁的男人。

　　杨敏24岁，短发，微胖，是一个爱笑的女孩儿。她在2009年到2014年间与艾汪全共同生活，并为他生下女儿。

　　按村民们的描述，艾汪全模样并不起眼，他刚好1米7，黑瘦，高颧骨，身上有纹身。他早早成家，有过至少三个妻子或女友，两个孩子。

　　村民说，艾汪全母亲多年前改嫁，父亲早亡，他一直在镇上流浪，已是多年的赌徒。

　　2009到2012年，他与杨敏辗转在浙江、江苏、山西打工，进过厂，下过煤窑，艾汪全还在煤矿冒顶事故中跛了脚。杨敏觉得当时男友的牌瘾还可控。

　　2016年6月20日，云南昭通盐津县庙坝镇的菜市场，人们围在菜摊间用扑克赌钱。新京报记者尹亚飞摄

　　转折点在2012年，那年艾汪全的哥哥艾汪前在一次矿难中去世，办完哥哥的后事，艾汪全便回乡修了楼房，流连赌场，再不出门打工。

　　最极端时，艾汪全曾在烟雾缭绕的牌桌上坐了30多个小时，打到眼睛发直。

　　杨敏生了气，当着众人的面，抓了麻将和钱就往地下扔，艾汪全在人前默不作声，回家两人就吵架打架。“我不爱他打牌，以前他打了还会给我认错，然后又犯，又认错，又犯，最后就直接不认错了。”

　　杨敏说，自己并不知道艾汪全在赌场上到底输了多少。

　　随后几年，他作案多起，在遥远北方的煤矿里杀人换取赌资，杨敏仍后知后觉。

　　她解释，艾汪全花钱并不大手大脚，他穿得简单，抽十块的云烟，吃饭就是四五块的面条。“他就是一个赌钱的，就算有这个钱，我还有必要问他怎么弄来的吗？”

　　王付祥是该案的第二被告人，与艾汪全同是石笋村人，人称“王八哥”。村民们说，王付祥也爱赌，个性张扬。

　　2012年，王付祥在自家开牌局，十里八乡的人都开着摩托来打牌。几间屋子里人声鼎沸，牌局日夜不息，一天下来输赢能有几十万。

　　“来打牌的人出手大方，叫我们接送，十公里路随手就给一两百。”一位摩的司机对剥洋葱说。

　　好日子并不长久，知情人称，那一年，王付祥背着三十多万的赌债远走他乡。

　　艾汪全的堂叔艾泽发，同为该案被告人，在今年五月被抓，他也是远近闻名的“赌徒”。村里人都知道，20多年前，艾泽发因为还不上赌债，债主上门把家里两头猪牵走，他一气之下发誓戒赌，砍掉了自己左手小指的第一节。

　　但毒誓并没有起到作用，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他依然延续着赌博、借钱的生活。

　　赌场

　　小镇庙坝的赌场，分三个层级。

　　最低级的是棋牌室，开在拥挤逼仄的巷道间，多如牛毛，彻夜不息。人们一般在这里打十块的麻将，四五个小时输赢上千。

　　再高档一些的是农贸市场的牌局，打扑克牌，半天输赢能有一两万。

　　“盲井案”被曝光后，镇上严打了一阵赌场。但6月20日中午时分，市场的扑克场子还是搭了起来。市场门口是巡逻的警察，里面就是围得水泄不通的牌局。

　　背着背篓买菜的人放下背篓，挤了过去；卖菜的人撂下菜摊，也挤了过去；人人伸着头，手里攥着钱，排队等着上桌。

　　市场里一位店主对此习以为常，“这太正常了，卖菜的今天卖了几十块钱，就去输了，明天继续卖，继续输；来买米的先上了牌桌，钱也输光了，米也没买成。”

　　知情者说，棋牌室与农贸市场的露天赌局，这还是明面儿上的，更高级的是让艾汪全、王付祥们输掉全部身家的大赌场，隐藏在大山深处。这里有一夜暴富的神话，也有跳楼沉江的惨剧。

　　2016年6月16日，云南昭通盐津县庙坝镇。到处是小楼。对于当地，拥有一座小楼是大家公认的“梦想”。 新京报记者尹亚飞摄

　　“又爱又怕”，一位资深“牌友”总结。

　　每到黄昏时分，一辆白色的微型面包车就会在庙坝镇的窄巷中穿梭。

　　它是来接客人去大赌场的，如果想去，给老板打个电话，车就来了。

　　这车上坐过艾汪全、王付祥，坐过石笋村很多村民。

　　这个赌场在2008年左右开门，没有名字。老板的名字就是招牌。去过赌场的人都知道，老板是个女的，叫宋丽，今年约36岁。

　　为防止被警方端掉，它也没有固定地点，一般选在山间的僻静农家院落，屋外安静，屋内喧嚣。

　　在这个场子里，大家都玩一种叫做“马车”的扑克牌游戏。游戏规则简单，摸五张牌，其中三张点数的和凑成整数，十或二十，即为马车，剩下两张牌的点数比大小。“这是纯靠运气的游戏”，一位牌友总结。

　　规则简单，赌注却可大可小，可选择五块、十块，也有五万、十万。

　　一位常年在大赌场打牌的村民描述，场子里每天都有七八十人，摆四张一米二宽的桌子，一桌坐四个人。

　　老板派一个工作人员坐在角落“打水”。

　　所谓打水，指的是赌场老板在每局赌博中抽取费用，客人赢十块，老板得一块。

　　没有人知道这个场子一天能有多少流水，但知情人称，老板每天“打水”就能赚到20万到30万。

　　亲历者曾看到人们拖着有密码锁的行李箱进场，一包包现金直接往桌上砸。运气不好者，一夜甚至能输掉几十万或上百万。

　　赌场在此时提供了另外一项服务——高利贷。

　　知情人称，艾汪全、王付祥在赌场上都背上了至少三四十万的高利贷。一般是五分的利息，借一万元，一天的利息是五百。

　　“他们在牌桌上都欠了债，一来二去混熟了，就经常在一起抽烟喝酒，琢磨事儿。”一位牌友向剥洋葱回忆，正是共同的境遇让他们越走越近。

　　“借这么多钱，他们能找什么来还？”当地警方一位人士分析，这是他们开始盲井式作案的直接原因。

　　2016年6月17日，云南昭通盐津县庙坝镇。人们正在麻将馆打麻将。新京报记者尹亚飞摄

　　抓赌

　　一位资深赌民把这些年当地警察与赌场老板之间的侦查与反侦查，比作“猫鼠游戏”。

　　6月19日，记者试图进入大赌场一探究竟，一位资深牌友连忙摆手，别想了，现在生人根本没可能进去。

　　知情人说，这两年，大赌场曾被端过两次。但每次又死灰复燃。

　　警察杨军（化名）曾亲历过其中一次抓赌。

　　2012年，警方侦查获知，两天后大赌场将转移到庙坝镇某村的一个山头。

　　这是赌场老板选场子的经验：要在深山密林处，但要有大路，方便进车。

　　杨军说，场子周围遍布十多个眼线。在每个路口，至少有两个明哨、一个暗哨。

　　假如把明哨抓了，暗哨会打电话给老板，让其迅速撤离。

　　那一次，杨军与同事提前两天踩点，躲在附近的农户家里。等赌局开始了，他们先控制明哨、暗哨，再冲进去控制了场子。

　　他还记得那天赌场内的场景：房间内熙熙攘攘四五十号人，收缴的现金不下三十万，场内弥漫着散不去的烟味，有入迷者，直到警察走到身边才反应过来。

　　从那之后，进入赌场的程序变得尤其繁琐。

　　一位资深牌友对剥洋葱介绍，首先需要给赌场老板打电话预约，要是第一次去，必须要有熟人推荐，以证身份“安全”；坐上微型面包车，在山脚下接受哨兵盘查，“什么都要问，相当仔细”；通过盘查后，换乘另一辆车，上山；经过第三次盘查，最后进入赌场。

　　知情人说，虽然赌场被端过两次，但宋丽一直安然无恙，在风声过后又迅速重开。

　　随着艾汪全等人背上赌债、杀人骗赔的案件爆出，警方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指责。

　　农贸市场一位摊主抱怨，有时市场里扑克摊子开得太大，她打电话报警，警察从不出现。

　　一位庙坝镇派出所的警察认为，这种质疑对他们而言并不公平。

　　虽然常有人电话举报，但镇上的牌局输赢不过数千，太小，抓了不好处理。

　　而大赌场，都在大山深处。山高路远，把风严密，一有风吹草动，便会马上转移。

　　“要抓，太难了”，他说。

　　杀人

　　在电影《盲井》里，杀人者杀的是从车站物色来的陌生人。而在庙坝，杀人者最先下手的对象，是自己的丈夫和哥哥。

　　民政村45岁的李连翠，在镇上因为两件事而闻名。一是爱赌，二是杀了亲哥哥李连均。

　　李连翠的女儿陈联说，舅舅李连均是个“可怜人”，他40多岁了还单身，穷，又老实巴交的，有时没地方去了，就借住在李连翠家里。

　　2013年，李连均死在新疆哈密的一座煤矿。是李连翠送他去的。

　　一个月后，李连翠自己独自回了家，哥哥死了这件事，她没跟任何人说。

　　直到警方来抓人，目击者说，她没有反抗，神色平静。

　　女儿陈联觉得，如果不是迷上打“马车”，李连翠也不会走到这一步。

　　6月17日，19岁的陈联独守着空荡荡的三层小楼。她的母亲进了监狱，父亲一个月前刚刚去世。

　　陈联记得妈妈一直爱赌。2008年，李连翠与丈夫到河北张家口的煤矿打工，因为她在矿上打牌惹了纠纷，丈夫被人打到半身不遂。

　　矿主赔了一笔钱，家里本打算指着这笔钱修房子，结果李连翠又把钱输到不剩多少，修房子只好借了钱。

　　陈联不知道李连翠究竟欠了多少债，她只知道，那债，是用舅舅的命还的。

　　红碧村的范厚友与李连均有着相同的命运。他们都大龄、单身，被认为是老实人。

　　2013年，离婚多年的范厚友与邻村的宋述群领了证。

　　他希望能和宋述群过上热乎日子，对宋述群几乎有求必应。

　　宋述群让他去矿上打工，他就一起去了。

　　再往后的发展就是范厚友死于陕西省白水县南桥煤矿“矿难”。宋述群分到了12万。

　　范厚友还有个孩子，叫范贤银。父亲失踪后，14岁的小范找宋述群问父亲的下落。

　　“不知道”，宋述群说。那时候，她正在用这12万装修自己的二层楼房。

　　2016年6月17日，云南昭通盐津县庙坝镇红碧村大坪社，17岁的范贤银拿着他父亲范厚友的照片。 新京报记者尹亚飞摄

　　2014年8月，陕西渭南法院判决宋述群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王付祥的牌友张阳明（化名）记得，大概是2012年，镇上有杀人骗赔的消息在流传，他觉得王付祥有点儿不太对劲——5月，王付祥在场子里欠了15万的水钱，一个月之后回来，一脸豪气地还清了账。打了几天牌，他又开始借钱，过段时间，又带着钱回了乡。

　　张阳明试探性开他的玩笑，你们搞钱太凶了嘛！注意安全。

　　王付祥抿嘴笑了笑，不回答，也不反驳。

　　张阳明对剥洋葱说，到了后期，他们输了钱越来越淡定。艾汪全的表姑艾泽萍也是大赌场的常客，一次连着输了七八万，看起来脸不红心不跳。赌客们在一起吃饭，她曾云淡风轻地感叹，“钱嘛，是人找的，只要人不死，就能找得来。”

　　张阳明听了这话，心下一惊，“鸡皮疙瘩都出来了。”

　　洗白

　　想到曾经的枕边人手上沾了那么多条人命，杨敏如今整夜整夜睡不着。

　　她想起和艾汪全在一起的四年里，两人无休止的争吵和打斗。

　　“再怎么说我也没想过他会做那种事情。”杨敏说。

　　作案后，回到家乡的艾汪全们呈现了不同的生活状态。

　　从2012年回家到2014年7月被抓，艾汪全从没离开过赌场。

　　“他是有多少输多少”，杨敏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自己虽然对男友作案一无所知，但算是看透了他，决定结束这段关系，2014年4月，她离家到了浙江打工。

　　但更多的人试图洗白自己。

　　一位与王付祥相熟的人说，2013年后，王付祥还清了赌债，下决心戒了赌。

　　他在昭通开了家餐馆，还在毕节承包工程，喜欢在朋友圈里发自己做工程的照片。

　　2013年，他搬离了被几十年柴火熏得漆黑的木制老宅，在公路旁边修了一栋三层的气派小楼，买了车，还找了个在昭通开服装店的新老婆。

　　朋友圈里，他展示自己的结婚照，穿着西装，笑容憨厚，一副现世安稳的样子。

　　但他陷入了长久的失眠——仅2013年12月，他至少有五条朋友圈信息都在说自己失眠，语义隐晦，“一直忐忑不安的”、“心里面这块石头，什么时候才能掉下”。

　　同样坐立不安的还有王付祥的朋友詹生德。

　　妻子张燕一直认为，詹生德是被王付祥给拉下水的。

　　6月20日，在庙坝镇菜场的自家摊位前，张燕说起丈夫的事情，几次红了眼眶。

　　詹生德本来在石笋煤矿跑运输，一来二往与王付祥混熟，欠下赌债，被叫去作案。

　　2012年，他们在一家煤矿作案，将人打死，詹生德只抬了尸体，分到了三四万块钱。

　　张燕说，那两年，詹生德彻夜叹息、抽烟、喝酒。问他有什么心事，他也不说。

　　2014年，詹生德决定自首。自首前，他将一切向妻子和盘托出，言语中都是悔意，“我知道了这个事情，就算不做，也得不到清静，他们不会放过我。进了这个圈子，不去也不行了。”

　　也有人坚持了下来，没有被拖下水。

　　39岁的王爱贵（化名）与王付祥相熟，他们既是同班同学，又是多年的牌友。

　　2012年，王爱贵背上几十万的赌债，王付祥找到他，邀请他一块儿去山西煤矿“找便宜钱”。

　　在王付祥的描述里，那是一个不用下井，一年就能挣到三四十万的工作。王爱贵理解，王付祥是看上了自己的社会关系，想找他帮忙去公安系统开死亡证明。

　　王爱贵劝他，背点账不算什么，迟早会还上的，要是害人，迟早会被发现。

　　王付祥碰了一鼻子灰走了，直到案发，王爱贵依然无法想象，“老同学居然害了这么多人。”

　　2016年6月16日，云南昭通盐津县庙坝镇。第二被告王付祥的朋友圈，图中人物就是他本人。 新京报记者尹亚飞摄

　　缄默

　　公安部门则称，目前案件还在侦办中，不能透露相关信息。“一切都要等案件结束再说。”

　　内蒙古“盲井案”被关注后，石笋村里涌动着大批记者。

　　面对突如其来的关注，嫌疑人家属们更多的是警觉。

　　在石笋村木林社，长不过三百米的巷子，就有十人被抓。他们家中，都立起了簇新的楼房。这些楼房刚建好，屋内依然昏暗，衣服、杂物堆得到处都是。

　　村干部说，建栋楼房，是所有村里人的夙愿。“不管里面好不好看，建起来就是一件有面子的事。”

　　6月16日，王付祥的前妻在堂屋前搓着小孩的换洗衣服，她的孙子刚满一岁。当被问到是谁出钱修房子时，她眼神凌厉地上下扫视，声音泼辣：我自己出的钱，和他（王付祥）一点关系也没得。

　　20多岁的儿媳也跟着附和，对！房子是十多年前修的。

　　但所有邻居都证明，房子建于三年前，是王付祥一手操持建起来的。

　　男人们被抓后，女人们面对外界的询问，最多的回答是“我和他感情早就破裂了”、“我们不熟”、“他做什么我都不知道”。

　　6月19日中午，艾汪华坐在自家堂屋里，摩挲着头皮，把一条毛巾放在桌上揉来揉去。他是第一被告人艾汪全的堂哥，被告人艾汪银的亲哥。

　　他对记者的造访表示愤怒。

　　“你们做这个很无聊，又不能挽救他们（指涉案村民），还来做什么？”

　　“全国每年这么多意外伤亡的，我关心得过来吗？你们怎么不报道报道我们被冰雹砸坏的玉米地？”他脖子一梗，不再说话。

　　2016年6月16日，云南昭通盐津县庙坝镇石笋村，第一被告艾汪全2012年建的两层小楼，独自建在一个小山头上。 新京报记者尹亚飞摄

　　当地政府同样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在盐津县，没有领导对全县出了这么多的“杀猪匠”表态，当地媒体也都缄口不言。

　　宣传部门表示最近不便接受采访。

　　公安部门则称，目前案件还在侦办中，不能透露相关信息。“一切都要等案件结束再说。”

　　6月20日上午，剥洋葱记者试图就盲井案及赌博问题采访庙坝镇镇长王存能，他反复强调自己马上要开会，回复了一句“将有法律会追究他们的责任”，便重重关上了办公室的门。

　　盐津县一位人大代表认为，政府态度消极，一是因为确实不知从何下手，二是因为这些人都是外地犯案，追责追不到本地政府头上。

　　“他们在外地犯案，我们又能怎么办呢？”这位人大代表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