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的世界环境日全球主场活动由中国主办，聚焦“空气污染”。近年来，我国积极面对空气污染问题，在应对空气污染方面表现出了坚定的决心，采取了切实的措施，而且在推动自身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同时，也致力于帮助其他国家加强行动力度。

　　与此同时，卡托维兹气候大会后的全球气候治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对绿色转型的诉求，也是当前学界和政府共同关注的焦点。

　　为此，本报特推出专题报道，以飨读者。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的主题聚焦“空气污染”。

　　从被称为中国过去6年来影响力最大的环境政策《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即“大气十条”），到即将于今年“收官”的《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攻关项目》（“总理攻关专项”），再到去年发布的《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中国在大气污染防治这件事上“搞了不少大动作”。

　　然而，6年过去，中国的空气变好了吗？为此，《中国科学报》采访了相关专家。

　　“好天”多了 臭氧“抬头”

　　总体上，我国空气质量状况自2013年以来持续好转，尤其是PM2.5浓度下降非常显著。这是受访专家一致的答案。

　　这个答案可从数据上得到证实。据生态环境部数据，与2013年相比，2018年全国首批实施新空气质量标准的74个城市PM2.5平均浓度下降41.7%；2018年338个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79.3%，PM2.5未达标的262个城市平均浓度为43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0.4%。

　　全国重污染天气的发生频次、影响范围、污染程度都有了大幅度降低。

　　“全国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好转的速度都超出了预期，这在全世界大气污染治理史上前所未有。”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郝吉明告诉《中国科学报》。

　　“排放到大气中的主要污染物为6种，是清楚的。”郝吉明表示，目前二氧化硫、一氧化碳基本达标。不过，全国仍有大约70%的城市PM2.5、PM10不达标。“我国PM2.5标准尚处在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第一过渡阶段（35微克/立方米），第三阶段需要达到15微克/立方米，所以达标之路还很长，控制工作要打‘持久战’。”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我国臭氧不达标的比例天数有所“抬头”。全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臭氧日同比增长了1.3%，但没有严重污染，总体上达到了国家空气质量标准。

　　专家指出，臭氧主要是大量排放的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VOC）在高温强光照天气下形成的二次污染物。伴随着PM2.5浓度的降低，大气反应活性物质的吸附量减少，致使大气氧化性增加，加速了上述两种物质转化成臭氧。我国臭氧的空气质量标准是160微克/立方米，接近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值（100微克/立方米）与发达国家的标准。

　　“臭氧的标准相对更严格，且其前提物氮氧化物和VOC较难控制。”郝吉明认为，当前，我国空气质量管理进入了PM2.5和臭氧协同防治的深水区。

　　此外，二氧化氮与二氧化硫也尚未达标，它们在大气中进行二次转化并造成进一步污染。

　　事实基本清楚 关键在措施

　　“大气污染的成因、主要污染物转化后的二次产物、主要行业的污染源，以及气象条件与空气质量的因果关系、污染排放与空气质量的响应关系等事实是基本清楚的。”郝吉明表示，但事物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中，科学认识也是永无止境的。

　　中国气象局环境气象中心高级工程师桂海林表示，大气污染通常是在不利气象条件下，叠加人类工业向大气的高强度污染物排放所造成。

　　污染排放是内因，气象条件是外因。“中国庞大的工业体系排放了太多的污染物，不仅排放量大，而且单位平方公里平均排放强度大，超过环境承载量，这是一个基本共识。”郝吉明指出，就PM2.5形成机理而言，有些稳定，有些易受气象因素影响发生二次转化，比如二氧化硫会转化为颗粒物硫酸盐、氮氧化物变成硝酸盐、VOC形成二次有机气溶胶（SOA）等。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孙扬告诉《中国科学报》，简言之，我国区域性的雾霾污染来源归因于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及能源利用方式不合理。我国受自然条件和技术水平限制，以非清洁能源及其利用为主；受发展阶段限制，高污染产业较多。

　　从气象角度看，城市与区域尺度上的污染状况有此共性，但具体到每个城市各有差异。孙扬说，城市自身的产业集聚特点形成了叠加的中小尺度污染，更小尺度的生产、生活分散性排放又再次混合形成小微尺度污染。而全球变暖加快大气化学氧化反应，加剧了污染。

　　受访专家一致认为，近年来，我国空气质量的改善，“人的努力”占很大比例。孙扬指出，气象条件波动变化，但空气质量总体趋于好转，说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力度空前、效果显著。

　　基于科学认知，目前的源排放清单和气象预报基本准确，所形成的最终污染预测结果也基本准确，但也有不清楚的地方。郝吉明表示，例如污染特征不断变化，每个电厂污染物排放随操作工艺变化，不同地区燃煤情况各不相同，甚至每辆车的运行强度、车况等都影响着污染物的排放。清楚每一个污染源的数据需要花很大力气，“总体上有一个大数据，但排放每时都不一样，总是处于一个波动的水平”。

　　因此，目前需要做的是实现排放数据的精准化，即时空精准、污染物种类精准。这样才能做到空气状况的精准预测，并不断修正预测模型，逐渐提高预测的周期与精度。

　　同时，郝吉明强调，“清楚”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采取行动、措施是否到位。

　　能源行业发展的“黄金时代”

　　“大气十条实施以来，大气污染防治领域实现了一系列历史性的变革，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郝吉明说，尤其是传统重工业行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在重工业公司调研时，郝吉明深感欣慰，因为他听到“老总们”说得最多的就是“环境保护是他们的生命线，不抓环保，便没有容身之地”。

　　比如电力行业，已成为我国节能减排的排头兵，建成了世界上最大、最高效的清洁燃煤体系，实现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的超低排放，除了总量大，单机排放量也实现百万吨级下降；钢铁行业也将成为继电力行业之后我国清洁生产的标杆行业，目前正积极推动超低排放，包括末端和前端的工艺改造；煤炭行业在大气十条实施期间的重大减排工程，使全国燃煤电力机组累积完成超低排放改造7亿千瓦，燃煤总量大幅下降。

　　“并非抓了环保，经济效益就差了。”郝吉明说，当前恰被认为是“黄金时代”。比如钢铁行业，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帮助行业清理了1.4亿吨地条钢，提高了优质钢价格，“所以，它们生存的环境空前良好，现在是最赚钱的时候，接下来就是淘汰落后产能”。

　　事实上，清华大学相关团队已构建了综合经济发展与能源战略的中长期排放削减情景库，建立起多种减排措施组合的成本效益评估技术。

　　“难啃的骨头”

　　归根到底，防治大气污染是为保护人类健康。

　　近日，美国健康效应研究所发布的《2019全球空气状况》报告指出，如果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人的未来预期寿命就可以增加。当空气中颗粒物浓度改善到35微克/立方米（达标标准），人类预期寿命可增加3个月，如果降到10微克/立方米，将增加7个月。

　　郝吉明指出，我国的能源结构依然以煤为主，工业锅炉、煤的原料加工、农村家庭取暖燃烧散煤等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油品质量差、机动车尤其是重型柴油车污染问题日益凸显。

　　此外，精准摸清气象条件做好预警预报，继而采取相应行动，也是控制空气质量的重要一环。国家目前已建立了1500多个空气自动监测点，但只有浓度监测，缺乏成分监测；在已构建的“天地空一体化综合立体观测网”中还缺乏可反映交通污染状况的道路站，等等。

　　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对大气污染的科学治理和精准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郝吉明看来，在区域污染防治总的策略框架下，差异化策略很重要，例如对“2+26”城市实施精细化的“一市一策”，同时，各项数据还需与时俱进。

　　未来，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工业结构调整，以及土地用途结构调整依然是长期的战略性任务。“这不是十年、二十年就能实现，而是要持之以恒的。”郝吉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