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我没法喜欢《雄狮》这枚催泪弹|荔枝时评

2017年06月24日 10:29:46 | 来源:荔枝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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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祖纪妍

  (作者祖纪妍,“荔枝新闻”特约评论员,青年戏剧导演,影评人;本文系荔枝网及旗下“荔枝新闻”手机客户端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从今年年初的奥斯卡颁奖季开始,《雄狮》一直保持很高的热度,但我一直拖着没看,因为不确定它能否很好处理故事的主题。关于孩子的故事总是更容易赚取观众的眼泪,更何况是关于孩子万里寻母的故事,且故事又发生在印度的贫民窟。我抗拒《雄狮》是因为我担心它肆意渲染苦难,但没想到在这个问题上,导演竟处理得让人惊喜。

  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的前三分之一。小演员桑尼·帕沃着实奉献了奥斯卡级别的表演。尽管这段故事展现的是五岁的萨罗在火车站走失、流浪加尔各答街头的场景,尽管他颠沛流离、历尽辛苦、流落垃圾山,但澳大利亚导演加斯·戴维斯却选择用非常客观、冷静的方式处理,没有故意煽情也没有惹人怜悯,而是完全以孩子的视角叙述了这段故事——真正身处苦难当中的孩子,并不会意识到苦难的重量,而是依靠着如小动物般机敏的直觉顽强地成长。

  萨罗后来被澳大利亚中产阶层的养父母收养。二十五年后,成年的萨罗被当年经历的苦难所召唤,意识到自己的亲生父母正在贫民窟对自己苦苦思念,而自己养尊处优的生活条件几乎是对他们的背叛。于是,萨罗辞职、分手,展开了漫漫寻亲路。电影的水准在这里开始急转直下,我不明白为什么导演非要三番五次地用萨罗与女友亲热的镜头表现他对家乡的思念;我也不明白,编剧给养母收养印度儿童的理由为什么如此牵强,尽管妮可·基德曼非常用力地表演,也无法使这段非常矫情的戏码显得稍微自然。

  我认为,《雄狮》其实触碰到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主题,即后殖民时代年轻人的身份焦虑:萨罗在印度走失,却被远在大洋彼岸的澳大利亚父母收养,尽管地理位置上跨越千万里,但印度和澳大利亚同属英联邦,当年都是英国殖民地,这样的“亲缘关系”很难让人不把这段故事纳入后殖民时代的语境下思考。我不喜欢《雄狮》的主要原因,就是它虽然触碰到“后殖民时代年轻人身份焦虑”这个痛点,却没有深入挖掘,而是浅尝辄止地把萨罗的经历归结为个体奇遇。

  实际上,经历走失与被领养的萨罗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代从殖民地走出来的年轻人的象征。尽管他们没有养父母,但同样都在经历艰难的身份认同危机。一方面,他们接受过高等教育,十分向往西方发达商业社会带来的物质生活,也确实有能力在全球化的大城市中谋得一席之地;但另一方面,他们却很难割舍掉自己与乡土的联系。他们的父母、兄弟还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他们所追求的自我实现,很可能就意味着今生今世的骨肉分离。亲人们正在家乡苦苦等待的念头,让过着都市生活的他们寝食难安。

  《雄狮》结尾处有一个细节,成年的萨罗回到家乡找到了母亲,但他早已忘记了母语,而母亲自然也不会讲英语,阔别多年的母子终于相见却语言不通,只能抱头痛哭、聊以慰藉——地域、年龄、阶层的鸿沟在这一刻集中显现,但导演却急于给观众一个合家欢的大团圆结局,而忽略了其中的讽刺意味。萨罗在找到亲生母亲后,给养父母打电话,告诉他们自己已经打开心结,生命中再无死胡同,但真是这样吗?找到生母的事实,既不能让早已忘记母语的萨罗留在家乡,也无法帮助他更好地融入养父母的社会。他依旧还是那个迷失的小孩。

  后殖民时代的身份焦虑,是全球化和城市化进展中新一代青年必须经历的阵痛,如果不想让他们向极端的青年亚文化方向倾斜,文化研究学者乃至整个社会都应该加以足够的重视,去关注这种鸿沟,了解这种症候,弥合这种落差。《雄狮》本可以在这个维度上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有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而非像现在所做的那样,仅仅把教育意义定位在帮助印度的走失儿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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