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舒成

　　（作者王舒成，荔枝新闻特约评论员，扬州中学教师；本文系荔枝网及旗下“荔枝新闻”手机客户端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高考在即，安徽六安毛坦厂中学又上了媒体头条，爆出家长集体膜拜神树的新闻。其实，这也不算“新闻”了，每到高考前夕，“拜神树”“万人送考”等等都是毛坦厂中学必走的“仪式”。

　　烧香也好，祈祷也罢，虔诚的表情背后，流露出的是对考分的盲信和内心的不确定。本来，教育是为了“除魅”而存在的，不过在中国，教育的手段——“考试”，本身变成了新的神祇而接受供奉，每临高考季，便会成为众多信徒膜拜的中心，这是对现阶段教育的最大讽刺。

　　神树为什么神吗？拜了真的有用吗？没人知道。不过从采访视频来看，孩子们反倒是清醒的，学校也派出了安保力量，不让“神树”被香火烤坏，最虔诚的是家长。然而家长如此迷信，的确离不开教育方和社会环境的合力推动——“神树”之拜只是对高考分数极度追求和崇拜的一个具体表现，也是教育物化、分数神化的必然结果，同样也是毛坦厂等中学模式被热捧的社会影响之一。

　　除了“拜树”之外，毛坦厂中学的考生和家长们还有众多神秘的仪式，比如高考恰在端午之后，有家长给考生吃粽子取高中之意；再比如穿红裤头、红鞋垫、红袜子，穿上带“勾”的鞋子——“打勾，就代表题目解答正确。”

　　稍有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这些举动有多么荒谬。学生考得好不好，只跟这么多年的学习成果和心理素质相关，但家长作为考场的局外人，背负了这么长时间的巨大压力，考前通过一些仪式有所寄托，即便有非理性的成分在，我也愿意表示“理解之同情”。

　　然而，如果由教育主体，由学校和老师来做这种性质的事情，恐怕就不太妥当。最近热传的新闻，还有衡水二中发两张连号的五元人民币来讨高考的吉兆。连号表明顺顺当当，十元就是十全十美。在这个例子里，我读到的是歃血为盟、拜天乞地的江湖气息，却看不见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教诲和祝愿。对考生的祝福当然应该有，但用两张纸币来作担当，怕是只会让学生在毕业后留下“学校把运气和口彩看得很重要”的印象。一所二十一世纪的学校，承担着传播知识、去除迷信和现代化启蒙的重任，发两张纸币的行动虽小，其后蕴含的负面影响却不可不察。至于让送考老师统一着装的颜色以及考后放鞭炮庆祝，我以为对于学校来说，都算是合情但不合理的行为——这牵涉到教育者自我定位的问题：对高考成绩或暗或明如此看重，都是告诉学生分数胜过一切，而非告诉他们发现最好的自己更重要。如今的教育由表及里，都充斥着手段和目的的倒置，充斥着数据的横行和教育者的失位，归根到底，是教育者对自己要以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出现还没真正想清楚。不妨套用北岛先生的句式追问：“科举考试过去了，为什么到处还充斥着对分数的追寻？”

　　说到科举，让我们回顾一段历史。1902年，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正式向全国招生。在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在戊戌新政的影响下，这所立志向西方学习，“师夷长技”的国立高等学府，在考试上也采用了西方的百分制。此后几年，在中国延续千年之久的科举制度终于废除。我同意陈平原先生在《北大校史：怎样溯源？》中提到的观点，即北大不能看作是太学传统的继承者，反倒是以它反对者的面目出现的。在京师大学堂刚开学的那几年，学生到了科举考试的时候就请假跑出去……

　　但是现在，我们似乎都有点忘了教育的初心。现代教育来到中国，现代化的学校建立，这一切，都不是为了恢复那个以考试结果作为读书人安身立命之本的时代，而是要从教育中发现人本身的意义。这个目标的达成，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教育者明确自己的身份和目的，构建优良、理性、清醒的价值观和教育环境。当考生真的能从“膜拜分数”走向“审视自我”的那一天到来，教育才算是真正找回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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