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金芳的脑子里始终储存着救命恩人的模样——大约二十六七岁，一身军装，方方的脸、浓眉、大眼睛、单眼皮。

田金芳至今仍保存着解放军给她的那顶军帽。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田金芳在简易房前和师父练习杂技，这是她保留的地震时期的唯一一张照片，地震前田金芳是一名杂技演员。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田金芳保存着写给解放军的信件。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田金芳展示她珍藏的一面国旗，上面签满了她走过的部队中解放军的名字。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新唐山40岁。历经沧桑的大地，生长从未停息。

　　40年前的大地震颤，夺走24万生灵；23秒里，繁华变乌有。

　　时间熨平伤痛，曾经百万人口的工业重镇在墟土上向死而生。40年，我们再次抚触公共记忆中的历历伤痕，既为悼念逝者，亦为敬畏生之信念，繁盛之决心。

　　新京报推出“唐山故事”——“唐山大地震40年”系列报道。我们将通过4组幸存者40年的生活日常，回顾他们自我治愈、寻亲、组建家庭以及找寻自我的过程。这些源自本能的求索，恰是一座城市从瓦砾走向现代化的内生力量，更是属于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宝贵记忆。

　　本期人物：田金芳

　　15岁那年，唐山地震。被困一天一夜后，田金芳被解放军扒出。解放军见她头上还流着血，摘下军帽，戴在了她的头上。

　　接下来的半生，田金芳带着这顶军帽，走遍了全国16个省份、36个城市的部队营房，讲述一顶军帽的故事。这个故事，一讲就是40年。

　　“我一定要找到他。”田金芳说。

　　一面之缘

　　40年过去了，田金芳始终保存着一只银色的箱子，那顶军帽就放在里面，用四层红绒布包着。帽子的外观依然崭新，帽檐上的红星有一个角已经褪色，当年沾上的血也已经溶化，在帽子里留下了深色的渍迹。

　　有人问她，这是什么。她说，这是她的命。

　　1976年7月27日晚上，田金芳刚刚做完阑尾炎手术，正躺在工人医院的病床上休息。

　　后半夜里，突然闪过一道光，接着，地动山摇，没几秒钟，田金芳就被压在了下面。她意识到，地震了。好在，没有受伤，还有不大的空间，空气可以流通进来。

　　她隐约能听到周围的呼救声。“救命啊，救命啊，过一会儿，就没声了。”她向剥洋葱people回忆说，那就是死了。

　　被压一天一夜后，她突然听到头顶传来说话声。她赶紧敲击头顶上的钢筋水泥板。很快，得到回应，从声音判断，有人在朝她的方位扒。她想，这下有救了。

　　大概几个小时后，田金芳头顶露出了一个大窟窿。她抬起头，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名解放军，大约二十六七岁，方方的脸、浓眉、大眼睛、单眼皮。双手血肉模糊，指甲盖都掉了。

　　被救上来后，解放军摘下军帽，戴在了田金芳头上。

　　“小妹妹，你头上流血了，快戴上。我还要去救别的人。”说完，转身就走了。

　　田金芳懵在原地，看着那个身影越来越远。但那张国字脸深深刻在了她心里。

　　回过神来，找到家的方向，她发现，一家9口人，除了7岁的弟弟被她扒了出来，其他的家人都被压在了下面。

　　半年后，姐弟俩的生活逐渐稳定。驻扎在附近的部队也陆续开始帮助灾民盖简易房。看到那些穿着军装的士兵，田金芳眼前闪现的总是那张国字脸。

　　“我一定要找到他，跟他说声谢谢。”田金芳说：“如果找到他的时候，他还没结婚，就和他处对象，用我一生的时间去报恩；如果他结婚了，就当多个亲戚来往。”

　　弟弟田金岭至今记得，在他童年里，姐姐总是记挂着这件事。“没有解放军，就没有你姐姐，没有你姐姐就没有你，咱们老田家就绝根了。”

　　最开始的一两年，田金芳带着弟弟，买点牙膏、牙刷、毛巾等日用品，拿着军帽，去附近驻扎的部队问，谁是这顶军帽的主人。

　　战士们总是摇摇头——不知道是哪支部队，也没有名字，大海捞针。

　　“算了，不找了”

　　因为对军人的特殊情结，1980年，田金芳嫁给了一名军人。但女儿8个月大时，因家庭琐事，两人离婚。田金芳带着弟弟和女儿独自生活。

　　那十多年的建军节和春节，田金芳拿着军帽，几乎走遍了驻扎在唐山附近的所有部队。每到一个军营，她都跟战士们说，谁有军帽主人的消息一定告诉她。

　　终于有了消息。

　　1992年的一天，田金芳在唐山的一支部队里讲完故事。一位战士跟她说，他父亲当年参加过唐山抗震。他父亲的一个战友说过，当年救人，把军帽给了一个小姑娘。

　　田金芳一听，特别激动，赶紧联系对方。得知，老兵当年救灾的年龄差不多也是二十六七岁。

　　没多想，田金芳拿起装军帽的箱子，便踏上了去往东北的火车。她记得，到东北时，天气很冷，哈气都能结成冰，穿着军用棉大衣都冻得直哆嗦。

　　辗转找到老兵家里，一看，完全不是15岁那年的那张国字脸。

　　她跟老兵说：“你不是我要找的人，但我代表所有唐山人感谢您。”

　　当天，田金芳带着箱子回到唐山。有点失落。“算了，不找了。”

　　1996年，女儿田卓冉初中毕业后，田金芳把她送去秦皇岛参军。后来，她也跟着去了秦皇岛。

　　在秦皇岛的十多年，她又走遍了秦皇岛的各支部队——讲一顶军帽的故事，为战士们表演节目，安慰新兵，帮部队上的大龄男干部找对象……

　　在秦皇岛，田金芳组织一些退休人员，成立了拥军艺术团，到各驻军营地慰问演出。2006年，她还被评为秦皇岛市拥军模范。

　　但16年过去，军帽的主人，依旧杳无音信。

　　2007年，回到唐山后，田金芳带着她的拥军艺术团，开始了“拥军万里行”。从河北出发，先到东三省，最终在驻港部队结束。走了全国16个省份、36个城市。

　　“一边是拥军，一边也想扩大寻找的范围。”田金芳对剥洋葱people说。

　　第21位老兵

　　2010年冬天，田金芳在网上看到一条新闻，一位三亚的老兵讲述了他当年抗震救灾的经历——年龄和情节都能对上。

　　田金芳买了票，带着装军帽的箱子，穿着军用棉大衣，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到三亚去。

　　“到了三亚才发现，和夏天一样热。”田金芳回忆说，但见面后发现，依然不是。

　　这是她专程跑去见面的第17个老兵。

　　后面的几年，她又见过几位。都不是。

　　2012年，她报名参加了央视的《向幸福出发》，对着全国的观众又讲了一遍一顶军帽的故事。“或许我要找的人可以看到。”

　　2013年，她明显觉得自己身体不行了，心脏病突发，晕倒过好几次。她觉得自己时间不多了，除了还没找到救命恩人的遗憾，还有两个相对现实的愿望——一是，死后要把遗体捐献给解放军；二是，如果可以活到2016年，一定要邀请当年的抗震老兵回唐山看看。

　　身体稍微好些后，田金芳办理了遗体捐献手续，同时开始着手寻找当年的抗震老兵。

　　2015年3月，田金芳在网上看了徐州一家媒体的报道。报道里说，徐州有二十多位老兵参加过唐山抗震，每一年7月28日，他们都要聚集起来悼念他们的战友。

　　一张五位老兵的合影引起了田金芳的注意。其中一位老兵，像极了她当年的救命恩人。唯一的区别是，那张国字脸已经消瘦。

　　“我把照片放大，捂住鼻子以下的部分，就看眉毛和眼睛，越看越像。”田金芳向剥洋葱people回忆。

　　接着，她注意到，这些老兵是原铁四师四营十八连的官兵，7月28日凌晨5时就开始救援。其中，二班副班长周广军，用双手从废墟中扒出来11条生命。报道中描述，战士们推碎石、掀楼板、拽钢筋，许多战士指甲全部剥落，双手血肉模糊。

　　看着照片，对着文字，田金芳觉得，报道中的描述和她的经历完全相符。这个叫周广军的老兵，很可能就是军帽的主人。

　　“当时已经见过20位老兵，路费和住宿费已经花了快8万元了。”田金芳有点犹豫，她没有固定的收入，靠原来工作的棉纺厂每月800块钱的补贴生活。

　　但两个月后，田金芳始终放下不照片上的那张面孔。“那就再去一趟吧。”2015年5月10日晚，田金芳踏上了去往徐州的火车——去见第21位老兵。

　　徐州寻人

　　田金芳找到徐州的媒体，报道了她寻找老兵周广军的故事。

　　5月12日一大早，当年周广军所在部队的副教导员薛东升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个消息。但他仔细回想当年的细节，觉得时间对不上。

　　“我们部队在唐山救援的时间是两天一夜。她说她被埋了70多个小时。”薛东升向剥洋葱people回忆，他们部队在29号下午已经接到上级的指令，交接了救援工作之后，就去装卸救灾物资了。

　　“时间对不上，这条就可以否定。

　　”

　　另外，仅凭一顶帽子，薛东升觉得不牢靠。“当年168位战士去救人，军装和帽子几乎都给群众了——头撞破的给了帽子，没穿衣服的给裹上衣服，连队回来的时候，没几个人戴帽子。”

　　但他还是决定去见见田金芳。他带着三四个老兵一起到了田金芳住的宾馆。

　　薛东升拿出一张照片，问她，能不能认出哪个是周广军。田金芳指着其中一个男人，指对了。之前那张五人合影，田金芳觉得熟悉的那张面孔，正是周广军。

　　对于时间上的偏差，田金芳解释，当时被压在下面完全没有时间概念，被压多长时间不确定，70多个小时是估计的。

　　薛东升还是不放心，接着问：“你是什么情况下被救的？”

　　田金芳答，经过一场大雨，雨还在蒙蒙下的时候被救的。

　　天气可以对上。薛东升印象里，29号中午，救援大部队赶到时，天气已经放晴。之前一直在下小雨。

　　薛东升接着问：“那你在什么方位。”田金芳答，在车站北边，路北区。

　　“在什么地方？家里？单位？还是宿舍？”田金芳说，在工人医院。

　　地点也能对上。

　　但薛东升心里还是没底，“毕竟时间上，她是改口了的。” 薛东升说，他今年77岁，转业回到徐州后，一直在检察院工作。“我们做法律工作的，是什么样就什么样。”

　　后来，薛东升对田金芳说，周广军2008年突发脑溢血，现在已经不能说话了。“你这个事情，我也不能认定。”

　　薛东升接着问：“你能认出他吗？”田金芳说，绝对能认识。“这些年，我在全国认了那么多人了。都不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是浓眉、大眼睛、四方脸。”

　　田金芳再三要求见一下周广军。薛东升答应了，但他还是有种拿不准的感觉。

　　重逢

　　5月13日上午9点40分，薛东升和几个战友带着田金芳到了徐州康复医院。

　　薛东升留了个心眼，病房里有三个病号，他没有告诉田金芳，周广军是哪一个。

　　田金芳站在病房里端详了一会儿。突然，趴到了其中一张病床前，哭着说：“39年，我走遍了全国，山山水水，坎坎坷坷。我找的就是您，大哥。”说着，俯下身，把军帽戴在了周广军的头上，又握住了他的手。

　　这个人正是周广军。这个时刻，薛东升才可以确定，田金芳应该是找对人了。

　　当年抗震救灾时，余震中一块楼板滑落，周广军冲上去硬生生顶着，腰被砸伤了，后来，脚也被砸伤。

　　退伍后，周广军被安排到徐州铜山区柳泉镇影剧院工作。周广军的二女儿周敏回忆，父亲下乡放电影的时候，补贴很少，蹬着三轮车，只放抗战片。大家觉得他是老古董，他说这是响应国家号召。

　　“那会儿我们一直不理解父亲这么多年为什么这么板？”周敏说，2008年前后父亲突发脑梗后，患上了脑血栓和偏瘫，一直卧床。

　　病榻上的周广军，还插着氧气管，想张嘴说什么，又发不出声。只能紧闭双眼，咧着嘴哭，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淌，两只手颤抖着。

　　田金芳趴在床边哭着重复：“恩人啊，39年了，你让我找得好苦好苦啊。”

　　周广军的战友、家属站在一旁，抹眼泪，行军礼。

　　后来，田金芳又去参加了一次《向幸福出发》，节目也邀请了薛东升和周敏。

　　在去北京录节目的路上，周敏听薛东升讲了很多父亲在部队上的经历，也看到了当年部队集体和父亲个人获得的奖章。她第一次知道，父亲在唐山地震时救了11个人，获得了集体一等功和个人二等功——这些，周广军从未向孩子们提起。

　　周敏说，汶川地震时，父亲糖尿病病发初期，走路腿不利索，嘴巴也歪了。“但他坚持说要去汶川，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他说他在唐山救过人，这一次也要去。”

　　为这，周广军还和老伴生了很长时间的闷气。

　　“作为子女，因为田姨的事，我终于开始理解父亲。”周敏对剥洋葱people说。

　　当年7月，田金芳又带着她的拥军艺术团回了一趟徐州，看望了徐州的老兵和周广军的家人，并邀请他们在唐山地震40周年时，回唐山看看。

　　这一年的地震纪念日，凌晨三点多，田金芳带着那只装军帽的箱子，到了地震纪念墙前，跟爸爸妈妈说，她已经找到了救命恩人，了却了她一生的心愿。

　　心愿

　　现在，田金芳最大的心愿是，邀请40位当年的唐山抗震老兵回唐山看看。她一个人操持了所有的策划和筹备工作，带着她的拥军艺术团，为老兵们准备了一台晚会。

　　她特意邀请了徐州的20位抗震老兵，而周广军的家人，是第21位。她准备在晚会上，送给周广军的家属一面锦旗。

　　7月11日这天，田金芳终于找到了参加活动的最后一位抗震老兵。

　　人员全部到位，但资金筹措进行得相当困难。2013年，田金芳曾得到一位企业家的口头承诺，愿意为她的活动提供赞助。但第二年，这位企业家不幸离世。二十多万的资金缺口，成了摆在田金芳面前的难题。

　　女儿田卓冉看不下去了，说服丈夫卖了自家的一辆车，添了14万给田金芳。70岁的表姐田金香也赞助了一两万。

　　“我谈不上支持，也谈不上不支持。”田卓冉对剥洋葱people说，只是，作为女儿，她不希望妈妈太辛苦。

　　当年，为了凑够“拥军万里行”的路费，田金芳卖掉了她和弟弟共有的一套在市中心的房子。

　　弟媳不太理解她的行为。还有人说，田金芳是拥军疯子。

　　一次，田金芳带着她的艺术团在凤凰山公园表演节目，一个中年女人冲上来，揪住她的头发，说她是骗子。回家后，田金芳越想越觉得委屈，“我到底骗什么了？”田金芳觉得，这些年拥军，只是单纯想要报答当年解放军的救命之恩。

　　有半年时间，田金芳就待在家里，哪里都没去。后来，她索性把家里的一间房腾出来，在墙上挂满这些年部队颁给她的锦旗。“在外面受了委屈，回家看到这些，心里就舒服多了。”田金芳说。

　　田卓冉却觉得，“她生活在特殊的年代，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没法理解她的情怀。”

　　为老兵们准备的晚会安排在7月27日晚上。眼看进入倒计时，田金芳的日程被塞得满满当当——歌舞彩排、布置场地、联络老兵、安排住宿……

　　7月20日这天，大雨，早上六点多，田金芳早早起床，开着她的老年代步车出发了。到早上十点，已经给市区的三四个社区中心送了门票。中午，又去酒店帮老兵们预订了房间。

　　午后，雨越下越大，代步车顶上还漏着水。车窗前的雨刷密集摆动，没几秒钟，前方视野又变得模糊。田金芳继续赶往下一个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