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肖余恨

　　（作者肖余恨，“荔枝时评”特约评论员，知名时评人，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教授；本文系作者为“荔枝网”及旗下“荔枝新闻”手机客户端独家供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12月4日，多家江苏媒体报道了一条新闻，并迅即被全国其它网络媒体转载：江苏拟推动老人跌倒扶不扶立法。江苏文明办主任称，预计2020年以内完成对包括“扶不扶老人”在内的诚信立法。“因跌倒行为被扶了的人，如果其本人或者亲属提供了不实的情况，是要追究责任的。”

　　要说对跌倒老人扶不扶立法，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早在2011年，深圳即出台《深圳经济特区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条例》的焦点在于，救助人提供救助行为原则上将被免责。同时规定，被救助人诬陷救助人将遭惩罚。另一部是《江西省义务教育条例(草案修改稿)》。2014年，河南开始对这一现象立法。今年7月，北京市也启动了针对这一问题的立法。

　　不过，江苏的这一动议应该最受舆论关注。因为，首因扶老人而遭“讹”、并引起舆论强烈关注的，就是发生在江苏南京的彭宇案。彭宇案历经三轮审判，最后双方达成和解，并对社会秘而不宣。当时是为了平息舆论，但却留下了巨大的道德隐患。此事经过舆论发酵，并因刺人眼球的法院判决书，使得“彭宇案”成为“扶老人被讹”的标签。很久以来，这种带有污名化的标签，一直贴在南京的身上。乱云飞度、乱花迷眼，最应该被澄清的真相，却被硬生生遮蔽了。以后，多地发生的类似事件，均被标注为“某地彭宇案”而被媒体热炒。

　　今天，再去检讨彭宇案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将不敢扶老人，定义为道德滑坡也有些轻率，但在道德不能自持、难以自救的情况下，以法律为保障，助力被跌倒的道德挺直腰身，就显得尤为必要。

　　其实，就法律意义上来说，如果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本来可以部分解决此类纠纷。我扶了你，你认为你撞了我，你就必须举证来支持自己的观点。现在却似乎弄拧了，一些老人声称被讹，扶人者却被迫寻找目击者来为自己作证，对助人为乐者来说，可能付出的巨大成本与所获得的微小收益（主要是道德收益）远不对称，更多的人宁可选择避而不见。因此，谁主张，谁举证。你说被老人讹了，你拿证据；老人说被撞了，老人举证。本因如此。

　　道德的规范作用来自于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等精神力量，实际上是通过社会成员的自律来发挥作用的。而法律表现的是“国家意志”的他律，依靠具有国家强制力有关的立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等制度来实现。在一定历史时期，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不可能齐头并进而保持同步。在这种情况下，两者的协调发展即相互补充与相互推动，就无可争议。

　　有一种担心，认为现有的法律体系中，已经有相应的规范，只不过是执法者和释法者的不科学、不严谨，导致了这一跌倒不敢扶的后果。如果再行立法，则会导致法治弱化。这种担心似有道理，但现实中，笼统的法律，并不能很好和有效地解决具体问题，因此，出台更为细致的规范来解救这一困局，并不多余。一旦将这一扭曲和畸变的道德乱相，拉回到了正常的轨道，这一法律哪怕被空置，也是社会所乐见的。

　　还有人认为，之所以有一些老人讹人，是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所导致的。我认为，这不应成为被支持的理由，哪怕事实确实如此。因为如此主张，会让讹人者获得道义上的自足而让情形恶化。在道德已经被扭曲的背景下，通过立法，对道德建设进行适度的干预，不仅可能，而且必要。正常的道德规范受压产生扭曲、畸变，因此用一种法律形态来强制转变失范的社会关系，规范人们的行为，不失为一种救济路径。

　　因此，用法律将跌倒的老人扶起来，诚为必要。深圳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的立法原则值得借鉴：无过错推定原则、救助者责任豁免原则、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应该成为对救助立法的基本精神。同时，这一立法要大大强化对故意讹人者或撞人拒不认帐者的法律责任，让讹人者或不认帐者得不偿失，权利和责任、法律和道德之间，应该取得平衡对称。

　　虽然多地纷纷启动了对救助者的保护条例的立法，但因为救助者面临的法律困境是全国性的，并非一省一市独有，因此最好能够全国统一立法，这既更具有法律效应，也节约立法资源。因此，我们呼吁，对于救助行为的奖励和救助人员的权益保障，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公民救助行为奖励和权益保障法，或由国务院制定公民救助行为奖励和权益保障条例。在此基础上，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但其奖励、救助标准应不低于全国性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