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今天记者从江苏省疾控中心了解到，截止到今年9月底，江苏省报告现存活艾滋病为16190例，累计报告死亡2619例，目前正在随访管理的感染者病人13902例，累计治疗成人11336例，在治9932例，累计治疗儿童42例，在治27例。

　　“江苏省艾滋病总体呈低流行态势，”江苏省疾控中心艾滋病所所长还锡萍表示，部分人群尤其是“男男性行为”感染率持续较高，防控形势严峻。特别是在15至24岁青年学生病例数增速较快，去年青年学生报告病例就增长率58.8%，而截止2015年8月，全省累计报告15—24岁职业为学生的HIV阳性病例631例。 

　　而其中被发现的感染病例中有超过三分之一是通过检测咨询而被发现出来了，令还锡萍十分欣慰的是，这些检测数据很多是出自高校中的艾滋病快速检测志愿者们，他们在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记者在世界艾滋病日来临之际，采访了在大学校园中的志愿者们，听他们讲述在大学校园关于艾滋病的故事。

　　“求你们不要查了，不要去拿那份报告！”

　　“那天他急匆匆地跑到我这里来要做艾滋病快速检测，实际上5个月前他就来做过检测，显示是阴性，但看他非常着急，于是就帮他做了。”在南京仙林某高校就读的小董没有想到这一针扎下去，最后试纸显示的竟然是“阳性”。

　　去年的这次检测，也是小董从2013年年初做艾滋病快速检测员以来，由他检测出的第一个感染艾滋病的大学生。

　　“天哪，我扎到了一个‘阳’！”小董讲话时慢条斯理，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不过当时他一下子懵掉了，这样的感觉比小董第一次给人检测时，由于太过紧张扎针时双手发抖还要尴尬；但让他更没有想到的是眼前那个个头有一米八，身体壮实的学长一下子瘫倒在地上大哭起来，哭了足足有两个多小时。

　　小董说这个男生很优秀，当时花了大四一整年的精力去准备公务员考试，笔试通过后，面试中他又以0.1分的优势晋级，但在参加了公务员体检后，有一项检测不合格，男生怀疑是不是艾滋病这项没过，结果他赶紧来检测证实了自己的推断。

　　“他首先想到的是无法跟父母交待，”小董说当时远在外地的男生父母想第一时间去查检测报告，“但他怎么能告诉父母他是因为感染了这个病而没有通过体检的呢？”小董说。

　　“不要查了，我求你们不要查了，反正这个病也治不好，不要去拿那份报告了！”男生用不容置疑近乎崩溃的口气在电话中跟父母说道。晚上放心不下的父母，连夜赶到南京，由于身处小城市，长途车早就没了，最后父母是扒着别人的卡车来到了南京。

　　“这个男生我也认识，一起打过篮球，一起聊天吃饭，在之前做完检测后，其实我也一直提醒他要注意，但最后还是被查了出来。”小董最后感到的是一种深深地挫败感，当时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只能看着他躺在地上一直哭泣。

　　小董记得，那天还下着雨，阴冷潮湿，他找了一个借口暂时离开了那个男生一会儿，回到宿舍，倒头就痛哭起来。

　　“后来他家里人还是知道了他得了这个病，”小董说他的父母更多是一种无奈，他们知道怎么责备也没有用，但男生的命运已经发生了转变。

　　难以言说的检测

　　那个被检测出艾滋病的男生其实是一个“男同性恋”，因为与同性发生过不安全的性行为而得了艾滋病。

　　从最新的官方统计来看，在15至24岁群体中，通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占到96%，而男男同性传播占到57%，也就是说年轻男同性恋往往是艾滋病的高发人群。

　　“现在的大学生中确确实实有这方面的需求。”江苏你我健康中心主任李澜说，校医院一般并不是大学生的选择，因为万一被查出，学生担心的是“会不会告诉家长？会不会告诉班主任？其他同学是不是也会知道？”

　　“当他们想去检测HIV心里是很害怕的，”李澜说还有很多学生甚至不知道该去哪里检测而选择放弃，甚至当他们好不容易迈进了检测中心大门，医院第一件事情就是让他们掏出身份证，还要回答各种各样涉及到性隐私的问题，“学生吓都吓死喽！”李澜提高了嗓音对记者讲道。

　　为此李澜培养了像十多个分布在南京各高校像小董这样的艾滋病快检员，因为在她看来这种校园学生之间的“同伴快检”要更容易被需要检测的学生接受。

　　艾滋病的快速检测其实并不复杂，用试纸加上被检人血液或唾液就可以在30分钟左右检测出是否感染艾滋病，而且准确率很高。但就是这样李澜还是要对每一个做艾滋病快检员的学生进行为期两天的专业指导。

　　李澜不仅告知志愿者检测的方法要求，提供正规渠道来源的检测材料，更是讲明其中的原则与规矩，比如要特别强调保密，“必须一对一，不透露谈话内容，不准任何人去打听有关来访者的信息，”还要学会去平等对待来检测的人，“你是朋友，不要权威专家，不是医生，不是老师，不是心理或病理学家……不要滔滔不绝地借机会做教育。”“不要猎奇，过问别人的私生活或感情生活，这跟HIV检测没有关系。……”

　　当然他们还有各种各样关于发现检测为“阳性”的后续，比如要将他们带到疾控中心进行确诊，并持续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跟踪陪伴，稳定他们的情绪，告诉他们艾滋病其实可以通过国家提供的免费药物治疗，最终可以像别人一样活到他自己自然寿终的年岁。

　　无法正常宣传的地下社团

　　不过与高校里面各种各样的甚至高调展开活动的学生社团不同，小董的艾滋病快速检测这样的社团更像是一个地下社团，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压力。

　　“你想通过正常的渠道来宣传社团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的话题太敏感了。”小董无奈地摇摇头。

　　有一次学校红十字会邀请了一位艾滋病方面的名人来学校讲座，规模大概有200多人，算是在校园中比较大的讲座活动。

　　“当然那个名人本身就是艾滋病感染者，”小董说最后学校的保安都来了要去阻止这场讲座，还有的学生打电话报警，他们觉得校园里面不应该请艾滋病人来做演讲，还有的老师笃定地对演讲者说，“我们学校里没有同性恋”。

　　最后活动还是在各种冲突中，磕磕碰碰地做完了，但这也使得活动组织者彻底心寒。

　　小董自己也遭遇了一次这样的挫折，当时他花了很多心思，想组织一场关于在如今APP社交软件泛滥情况下如何做好艾滋病防护方面的性安全讲座。

　　“当时之前的准备全部弄好了，包括场地等等，”但就在小董活动开始的前一天，学院领导强行阻止该活动的举办，甚至跟小董说了一句让他感到可气又可笑的话：“我们的孩子不会有性行为的。”

　　小董和他的伙伴们知道他们是无法利用正常的渠道来宣传自己的社团了，为此他们开设了微信公众号，同时他们也采取了一些非常规的宣传手段。

　　有一次他们社团起了一大早，趁着学校保安还没上班，将一幅五米多宽的红色横幅挂在了一所高校的学生来往较多的地方，上面印有几个白色大字：“装了那么久异性恋，不累吗？”，在大字的旁边还有一个巨大的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当时立刻引起了很多学生驻足围观，有的学生甚至拿起手机就开始扫起二维码，还有的人将横幅照片发在了朋友圈，怕被学校逮住。最终横幅没有和旁边其他校园横幅那样停留更多的时间，很快就被他们自行拿下，不过小董对宣传颇为得意，“当时朋友圈还有社交软件上都有我们横幅的照片呢！”

　　甚至他们还会采取一些非常规宣传手段，比如将他们社团二维码贴在厕所的门上，比如让社团女成员阿布去高校论坛“暴力跟帖”，“就是我在很多帖子下面跟帖宣传我们社团，”不过带来的结果就是被版主不停删贴，甚至一次次封号。

　　丢失的性教育课

　　“如果跳出艾滋病这样的话题来看，从性的角度来说，现在大学生在性教育方面太过缺乏，学校也太过保守。”小董毫不讳言。

　　小董发现对于性知识学生有着很强的求知欲，但是关于性科学的课程少之又少，“学校里面有一个关于性科学的选修课，每次学生选课基本就是‘秒杀’，不光是因为老师讲得好，更关键的还是学生想要去了解，每次开课都会有很多学生去旁听。”小董讲道。

　　“就我了解到的南京一所高校校医院，一年之中只有几个女生去看妇科，你觉得这可能吗？”小董继续自问自答道，那么剩下的人去哪里了？可能去了一些医院，可能去了一些小诊所，“因为她们知道在学校看这样的妇科病实在太危险了，是否通知老师，是否通知家长，这都是她们无法确定的事情。”

　　小董也在自己的身边试探着进行着有关性方面的调查，他发现尤其是女生在性的方面尤为纠结，一些女生在大四毕业之前已经有过了性行为，但是她们从父母的那里得知的是，婚前性行为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不好的行为。

　　当她们经历过之后，甚至发现之前所接受的性教育是肤浅甚至是错误的，有一个女孩子就跟小董说，她性行为之后身体上有一些反应，包括家族上的一些遗传疾病，但是她不知道该去哪里做检测，以及造成的不适又是如何引起的。

　　“我们希望不仅仅是告诉他们如何去预防，还是要告诉他们在出了事情之后如何去面对，甚至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他们更好地度过那段艰难的日子。”小董告诉记者。

　　在李澜看来，像小董这样在校园中进行快速检测的学生群体，不仅可以宣传性知识、性科学，而且可以使得艾滋病感染者能够及早被发现，而越早发现对治疗就越有利，所以他们的作用非常之大。

　　而在小董和他的伙伴们看来，加入到艾滋病快速检测的志愿者行列，与其说是学会一种技能，不如说是去努力学习着如何去与人沟通，如何去为他人服务着想，更是如何去学会成长，“因为你将看到更多人的生活状态。”

　　小董对于从他那里检测出艾滋病的学生，每一个都无法遗忘，有的人不知所措放声大哭，有的人默不作声面如灰色。小董带着他们去疾控中心去确诊，以他的年龄和阅历，他无法告诉感染者将如何面对新的生活，以及如何应对接下来面临的一切，“我只能告诉他下一个检查是什么，下一个流程该怎么走，”小董说即使以后毕业他也要去继续帮其他人做艾滋病的检测工作。

　　小董说艾滋病并不可怕，艾滋病的感染率与传播性远远低于癌症或者其他传染病，但可怕的还是我们对他们的偏见，以及对于性这个敏感话题的回避与忌讳。